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是个家喻户晓的歇后语，现在多用来比喻人所共知的野心。其实这一切都与三国司马昭有关，继其父及其兄之后，司马昭继续发展司马家族势力权倾朝野，其篡位野心人尽皆知。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典故
司马昭是三国时魏国人，他父亲名叫司马懿，是魏国的大将。魏明帝曹睿死时，托付曹爽与司马懿辅佐齐王曹芳治理天下。曹爽与司马懿互相排挤，经过激烈的权力争斗，司马懿尽诛曹爽一党，魏国军政大权自此落入司马氏手中。 司马懿死后，大儿子司马师不久废除了已经成年但迟迟未能亲政的曹芳，另立十三岁的曹髦为帝，权势比司马懿更大，但没有多久，就病死了。司马师在病重的时候，便把一切权力交给了弟弟司马昭。
司马昭总揽大权后，野心更大，总想取代曹髦。他不断铲除异己，打击政敌。年轻的曹髦知道自己即便做"傀儡"皇帝也休想当长，迟早会被司马昭除掉，就打算铤而走险，用突然袭击的办法，干掉司马昭。一天，曹髦把跟随自己的心腹大臣找来，对他们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我不能白白忍受被推翻的耻辱，我要你们同我一道去讨伐他。"几位大臣知道这样做等于是飞蛾投火，都劝他暂时忍耐。在场的一个叫王经的对曹髦说：“当今大权落在司马昭手里，满朝文武都是他的人;君王您力量薄弱，莽撞行动，后果不堪设想，应该慎重考虑。”
曹髦不接受劝告，亲自率领左右仆从、侍卫数百人去袭击司马昭。谁知大臣中早有人把这消息报告了司马昭。司马昭立即派兵阻截，把曹髦杀掉了。后来，人们用“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来说明阴谋家的野心非常明显，已为人所共知。
那么，司马昭之心，到底是颗什么心?
司马昭并无杀曹髦之心
关于曹髦其人，陈寿的评价恰如其分：“高贵公才慧夙成，好问尚辞，盖亦文帝之风流也;然轻躁忿肆，自蹈大祸。”唐代诗人王勃也如是评：“高贵乡公名决有余，而深沈不足。其雄才大略，经纬远图，求之数君，并无取焉。”意思是，曹髦有才气，但性格不够“深沉”，浮躁轻率，缺乏帝王心术。性格决定命运，当皇家威权尽失，曹髦不能忍，结果自取其祸。
但曹髦原本可以不死。威权崩溃，他的身份优势还在。从君臣名分讲，他是君，司马昭是臣，这皇位他坐得名正言顺。司马昭若想越雷池一步，只能背负“弑君”篡位的历史恶名。
从正史来看，司马昭固然跋扈，但确实没有或不敢有弑君之心。即使曹髦让他对曹魏丧失了愚忠的最后心理防线，他也没想自己亲自代魏称帝，而是坚决反对废曹髦。这体现了他对曹魏的社稷、法统以及皇帝的维护。
司马昭执政，以仁治国，以民为本，一以贯之。
他爱护百姓、减轻刑罚，洞悉百姓热爱和平、期望统一之心，以招抚之策解决了少数民族“钉子户”问题，让北方八百万兄弟民族归顺，灭蜀后也能善待后主刘禅。名将羊祜说：“先帝(司马昭)顺天应时，西平巴蜀，南和吴会，海内得以休息，兆庶有乐安之心。”张悌也说：“(司马昭)摧坚敌如折枯，荡异同如反掌，任贤使能，各尽其心，非智勇兼人，孰能如之?”这样的人，又怎能不成功?
司马昭用恩德仁政换人心，说到底为的还是曹氏。当时朝野对司马昭的拥戴，已经比他父亲时期升格了很多。司马懿任丞相和加九锡，只是太常王肃拥戴;到司马昭，已经是太尉、司徒拥戴，比太常级别高。史称：“(景元)二年秋八月甲寅，天子使太尉高柔授帝相国印绶，司空(徒)郑冲致晋公茅土九锡，固辞。”司马昭前后六次“固辞”，第一次居然还“九让”，可见他终究还是为威权崩溃的曹魏政权做个周文王罢了，从未有过篡位之心。
对此，很多史书都有记载，如《南齐书》萧道成说：“石苞不早劝晋文，死方恸哭，方之冯异，非知机也。”有臣子答曰：“昔魏臣有劝魏武即帝位者，魏武曰：‘如有用我，其为周文王乎!’晋文世事魏氏，将必身终北面;假使魏早依唐虞故事，亦当三让弥高。”
再看司马昭之心
有权威者未必可以惠民，而欲惠民者必须先获得权威。从这个角度看，那些对曹髦抱有同情之心、批判司马昭靠仁义博取权威又重塑仁义行为的史家们，在逻辑上是打架的。任何一个政权的颠覆、崩溃和瓦解，都难逃内生性和外生性两个重要因素，而这两个因素有时是相互作用和关联的。
以曹魏政权为例，从魏明帝曹睿大兴奢靡之风起，内生性危机的种子已然埋下，世家宗族子弟只知享乐不知社稷，文武百官贪敛盘剥而不知恤民。无论是曹芳还是曹髦，凭他们的资质，短期内是无法改变这种危机的。在外，蜀汉、东吴以及北方游牧民族又虎视眈眈。
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司马昭对曹魏的忠诚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卖命或愚忠，替皇帝卖命的忠臣属于最低等的忠心。古往今来，士大夫对皇家的忠诚标准，除了维护社稷、延续统治地位之外，爱民才是最高道德准则。
司马昭所做的，恰恰是“安内、攘外”并举，凝聚民心，帮助皇权维稳，消弭了内生性危机;“西平巴蜀，南和吴会”，招抚异族，使得外生性危机也不复存在，所以“海内得以休息”。
试想，如果司马昭不作为或不做权臣做犬臣，跟着小皇帝一起继续罔顾民意，放任士族，不思进取，一边反人民一边维稳，那就是政治乱伦了，何来曹魏国泰民安?其子司马炎又何来实力去完成大一统局面?
吊诡的是，史书中对司马昭罪行的鞭挞，多不胜数，而对他所做的好事，却仅是微不足道的几笔，非常令人诧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