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影视作品中，都曾塑造过赫赫有名的名侦探的形象，像福尔摩斯，柯南等，但这些都是虚构的人物。但是在中国历史上，真的出现过那么几位名留青史的名侦探，他们的断案能力让人惊叹。中国历史十大断案高手都有谁?宋慈一生唯一的冤案是什么?下面就由本站的小编带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吧!
赵广汉
赵广汉，字子都，西汉涿郡蠡吾县(今河北博野县)人，一代名臣。执法不避权贵，生活的年代大致在汉昭帝后期及汉宣帝前期(公元前73年前后)。《汉书》说：“广汉为人强力，天性慧于孝职。”他嫉恶如仇，以强有力的手腕治理地方治安，处置豪门权贵，深受百姓爱戴。而赵广汉最终遭朝廷腰斩处死的结局，更为其不平凡的经历增添了一层迷离的色彩。
但是由于赵广汉对付豪强的手段过于残酷，使其行事风格颇类法家，因而遭到了许多正统儒家知识分子的批评。
处置杜建一案，可以看出赵广汉一身正气，不畏权势。他在果断和严厉的办案同时，也很注意谋略，因为这样棘手的大案，处理时稍有闪失，就有眺前功尽弃。其时，皇室内部发生了重大变动，年仅21岁的昭帝患病而死，几经周譬。大将军霍光等大臣尊立年18岁的刘询为帝，刘询就是汉宣帝，系汉武帝-曾孙。作为守京兆尹的赵广汉，因为推立宣帝参与决策有功，得到宣帝的封赏，成为当时赐爵关内侯八人中的一名。宣帝登基的第一年(公元前73年)，赵广汉被调往颍川郡担任太守。颍水郡治所大致在今河南省范围，因境内有颍水而得名，阳翟为郡治所，赵广汉曾做过阳翟的县令，对那里的情况较熟悉。颍川存在着严重的问题，需要一位政绩优良、作风凌厉的官员前去治理整顿，赵广汉无疑是一位合适的人选。赵广汉初到颍川任上，开始着手调查研究，果然发现不少问题：豪族大姓通婚姻，势力交结庞大;官员也有与地方上富豪结为朋党的，社会乌烟瘴气。恶名昭著的原氏、褚氏两大家族更是结为姻亲，蓄养门客，横行乡里，胡作非为。
颍川郡的这些豪门大族在汉武帝时代已出现，他们通过大量兼并土地来使家族得以发展，而这些地方势力的扩张必将影响到国家的兵役和税赋。赵广汉到颍川的几个月内，经过明察暗访，已搞清了本郡豪门大族的基本情况，擒贼先擒王，他把原氏、褚氏两大家族中作恶的头领抓了起来，在公布了他们行盗全贼、为害一方的罪状后，立即斩首。赵广汉不畏强暴，诛杀原、褚首恶，震惊全郡。在办理原、褚大案的同时，赵广汉也在着手准备解决富豪、官吏拉帮结派的问题。这些人利用自己的影响，互立山头，广养门客，各自形成了一股股势力，既互相倾轧，又联手对抗，不但败坏风气，对中央和地方政府政策的实施也造成了极大的阻碍。
赵广汉采取一些非常措施：他首先叫手下人设置竹筒，类似现代的保密信筒，专门接受告发的信件，这样做方便了知情者的检举揭发。在收到告发信以后，一经核实，便依法治罪。同时故意隐去揭发者的姓名，而说成是某某豪门大姓子弟所告发，以便引发他们的内讧。自此后，强宗大族的内部果然出现了分裂，并逐渐成为冤家对头，一时奸党散落，社会风气大大好转。由于赵广汉实施了各种强有力的监督管理措施，社会上各种消息都能很快地传到他的耳朵里，一些不法分子也因此再不敢顶风作案，因为一旦作案，赵广汉也很快就能把他们抓获。
黄霸
黄霸(前130年—前51年)，字次公，汉族，淮阳阳夏(今河南太康)人，西汉大臣，事汉武帝、汉昭帝和汉宣帝三朝。
黄霸自幼攻读法律之学，少有大志。汉武帝末年，捐官出仕，先后任河南太守丞、廷尉正、扬州刺史、颍川太守等地方官职。汉宣帝五凤三年(前55年)，出任丞相，总揽朝纲社稷。甘露三年(前51年)，黄霸去世，谥号定侯。黄霸善于治理郡县，为官清廉、外宽内明，文治有方，政绩突出，后世常将黄霸与龚遂作为“循吏”的代表，并称为“龚黄”。
前汉时期，颖川郡有一家富户，兄弟俩在一起生活，他们的媳妇都怀孕了。兄长的媳妇生了个死胎，但是一直隐瞒着不告诉别人。弟弟的媳妇生了个男孩，兄长媳妇便生了恶念，将孩子强夺过来并声称是自己所生。双方各执一词，一直论争了三年都未能断决。
颖川太守黄霸听闻此事后，派人把孩子抱到法庭中间，命令她们妯娌俩上去争夺，表示谁能把孩子抢过去，便将孩子判给谁。兄长媳妇争夺时用力很猛，一副不管不顾的样子;反观弟弟媳妇，既想把孩子争回来，又恐怕会伤着孩子而不敢使劲儿用力，表情极为悲伤。看到这里，黄霸顿时明白了其中缘由，斥责兄长媳妇说：“你只想得到儿子，怎么会顾虑到用力争夺会使孩子受到伤害呢?孩子是谁所生，这件事已经非常明白了。”随即把孩子归还给了弟弟媳妇，兄长媳妇只得认罪。
狄仁杰
狄仁杰(630年-700年)，字怀英，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人，唐代、武周政治家。
狄仁杰早年考中明经科，历任汴州判佐、并州都督府法曹、大理丞、侍御史、度支郎中、宁州刺史、冬官侍郎、文昌右丞、豫州刺史、复州刺史、洛州司马，以不畏权贵著称。天授二年(691年)九月，狄仁杰担任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成为宰相。但不久就被来俊臣诬陷下狱，平反后贬为彭泽县令，契丹之乱时被起复。
因为狄仁杰在地方工作出色而勤恳，特别判案方面才能十分突出，在地方上积累了将近20年的断案经验后，上元二年(675年)，也被调到中央，当上了大理丞。这个官职品级不高，只是从六品，但地位重要，负责京师案件拘审判断罪，同时也复核全国各地的判案。
狄仁杰刚到大理寺上任的时候，积压的案件已经非常多。他一心扑在工作上，夜以继日，笔不停批，整整奋战了一年，就把积压案件全都清理了，涉案人员达17000人之多，事后竟然一个喊冤的都没有。数量之多，质量之好，在当时传为佳话，在今天看来也堪称神奇。他明察善断，循律准确，拆诉冤狱，颇得时人称赞，一时名声鹊起。狄仁杰的这段传奇经历，后人据此编出了许多精彩的传奇故事，荷兰汉学家高罗佩更是以此为题材，编了一本《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经后世文人的艺术创作，成就了狄公的“神探”之名。
徐有功
徐有功(640—702)名宏敏，字有功，唐洛州偃师(今偃师市缑氏镇)人，徐有功是国子监博士徐文远的孙子。青年时期举明经及第。历经蒲州司法参军、司刑(大理)寺丞、秋官(刑部)郎中、侍御史、司刑寺少卿等。长期在司法任上，是武则天时期与酷吏斗争的一面旗帜，也是历史上罕见的一位以死守法、执正的法官、清官。《新唐史》对他有“虽十岁未见其比”之赞誉。他死后武则天追赠他为大理寺卿。唐中宗李显登位后加赠他为越州都督(一品)头衔，并特下制书表彰：“节操贞敬，器怀亮直，徇古人之志业，实一代之贤良”和“卓然守法、虽死不移。无屈挠之心，有忠烈之议。”
当时，皇后武则天称帝，因怕大臣不服和谋反，信用酷吏周兴、来俊臣、邱神绩等人。他们罗织罪名，构陷无辜，将相豪杰、公卿大夫被捕入狱、惨遭杀害者，不计其数。一时冤狱四起，朝野震恐，人人自危，无敢言者。这时唯徐有功无所畏惧，仍持平守正，秉公执法。对诏下大理寺(最高法院)审讯的案件，都依法处理，前后救活了数十百家。他常常在朝廷上与武则天面争曲直，力主秉公办案，依法量刑。武后色厉辞严地诘问他，左右大臣莫不为之惊心，而徐有功神色不变，持论益坚。
博州刺史琅琊王李冲，永昌元年(689年)受其父越王李贞谋反事件的牵连而被诛。都尉颜余庆因与李冲有交往，被诬告与李冲有预谋。武后命来俊臣审问，加颜余庆以反叛罪。在朝廷上议论这一案件时，主管官员认为颜余庆仅为支党，依法当判流刑。武后已表示同意，而侍御史魏元忠却说：“颜余庆为李冲讨还债务，快信来往，合谋造反迹象很明显，不应是支党，请处以极刑，并没收全部家产。”徐有功不同意说：“永昌事件之后所发生的赦免令中曾说，魁首已经伏诛，支党未被发现者饶恕其罪过。颜余庆地赦免令下达后被告发的，应该属于支党。现在以支为首，以生入死，赦而复罪，生而复杀。我以为朝廷处事要取信于民，不当如此，”武后听了大怒道：“什么叫魁首?”徐有功答说：“魁者，大帅﹔首者，主谋。”武后又问：“颜余庆为什么不是魁首?”徐有功神色自若地回答：“永昌之乱的魁首是虺而已，而虺贞早已伏诛，余庆现在才判罪，不是支党是什么?”武后也只好压下怒气，说：“你再好好想想。”颜余庆因此而免于一死。当时，在场议事的大臣、廷陛之下的卫士、仪仗等共数百人，看到武后发火，都低头缩颈，屏息敛气，唯恐大祸临头，而徐有功气定言详，从容自如，众人无不叹服。
润州刺史窦孝谌妻子庞氏被家奴诬告，武后命薛季昶审讯。薛歪曲事实，庞氏即当问斩。徐有功据理力争，说明庞氏冤枉。薛季昶反回来诬陷徐有功与逆党合谋，罪当处死。当时徐有功还在处理公务，令史哭着把消息告诉了他。有功听后，冷静地说：“难道只我一个人会死，而他们就长命百岁不死吗?”慢慢起身，安步回府。武后看到薛秀昶的奏章，召有功诘问道：“近来你断案为什么多有失误?”徐有功回答说：“失误，是我的小错﹔好生，是陛下的大德。我正是按陛下的好生之德办事啊!”武后听了，默然不语。庞氏终于免去死刑，而有功也为此被削职为民。为民请命，不惜身家性命，作为法官，这种高尚的精神实在难能可贵!
后徐有功又被起用作司徒少卿，与皇甫文备共同审案。文备曾诬陷有功犯有非法释放逆党罪，可是后来文备自己犯罪入狱时，徐有功却以实办案，拯救了他。有人问徐有功：“过去他曾陷你于死地，今天你却救活了他，这是为什么呢?”徐有功回答说：“你所说的是私怨，我所要遵守的是公法。我不能因私害公啊!”
他曾对亲近的人说：“大理寺是关系人们生命的所在。作为法官，要依法办案，不能为了自己免于灾祸，就按上峰的旨意，冤枉好人。”所以他在审案时，重证据，重事实，为不少人昭雪了冤情。而为了这个他自己就三次被判为死刑。面对死，他泰然自若，被赦积怨，也不因而喜不自胜。这一点，很受时人尊重。吏民中有“遇来(来俊臣)侯必死，遇徐(有功)杜(景俭)必生”的谚语。
寇准
寇凖(961年—1023年10月24日)，字平仲，汉族，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人。北宋政治家﹑诗人。太平兴国五年进士，授大理评事、知归州巴东县，改大名府成安县。累迁殿中丞、通判郓州。召试学士院，授右正言、直史馆，为三司度支推官、转盐铁判官。历同知枢密院事、参知政事。后两度入相，一任枢密使，出为使相。乾兴元年(1022年)数被贬谪，终雷州司户参军，天圣元年 (1023年) 九月，病逝于雷州。
太平兴国五年(980)，寇准19岁，考中甲科进士，殿试得中，诏授大理寺评事，先后任巴东(今湖北省巴东县)知县、成安(今河北省成安县)知县。
寇准因德才兼备，政绩突出，受到宋太宗赏识，22岁便升任成安知县。当时漳河不断泛滥成灾，宋辽战争频繁，丁役、赋税日益繁重，蝗灾时有发生，地主豪绅对百姓敲诈勒索，民不聊生。他到任后，诉状如雪片飞来。寇准目睹现状，决定对多年积案尽快处理。
任知县期间，对属下衙役要求严格，不准他们横行乡里，搜刮民财，鱼肉百姓，严格按照朝廷的明文规定征收赋税和徭役。为了防止属下不法之徒巧立名目，额外增收，以饱私囊，他令人把县中应当纳税、服役者的姓名、住址等项，写在纸上，张贴在城门中，公布于众。老百姓见寇准执法公正，为政清廉，体察民情，爱民如子，都深受感动。凡是应该缴纳赋税者，无不如数按时送交，从不拖延时日。
真宗即位以后，寇准不久即得到了升迁，任尚书工部侍郎。后来，又出任地方官，去凤翔做知府，治理一方百姓。当然，寇准又以出众的才能，刚直的个性，方正的为人，赢得了当地民众的一致称赞。有一年，真宗巡察民情来到大名府，听说寇准在民间声望很高，爱民如子，断案如神。就把寇准召到行在，真宗问及当地的政事民情，寇准如数家珍，对答如流，而且很有政治眼光。真宗很满意，就调寇准进京并且权知开封府。
开封府掌管京师的民政、司法、捕盗捉贼、赋役、户口等政务。历来以公正无私闻名。宋太宗赵光义、宋真宗赵恒、宋钦宗赵桓三位皇帝登基前均曾执政于开封府;寇准、欧阳修、范仲淹、苏轼、司马光、苏颂、蔡襄、宗泽等一批杰出的宋代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及军事家均曾先后主事开封府。他们公正廉洁、不畏权贵，给后人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和传说。在宋代，平民有冤无处申的时候，往往想到开封府。因此，这次让寇准权知开封府，既是对寇准的磨练，以期有更大的作为，更是对寇准的信任。寇准到任以后继续发扬自己的长处，捕盗抓贼，办案如神，公正廉明，被人誉为“寇青天”。
宋慈
宋慈(1186-1249)，字惠父，汉族，建阳(今属福建南平)人，与理学大师朱熹同乡，祖籍河北邢台市南和县，唐相宋璟后人，生于南宋孝宗淳熙十三年(1186年)，南宋著名法医学家，中外法医界普遍认为是宋慈于公元1235年开创了“法医鉴定学”，因此宋慈被尊为世界法医学鼻祖。
有一天，他在一个已结案的卷牍中看到一桩自杀的命案，死者是一个庄稼汉，他觉得庄稼汉自杀的案例很少，必有万不得已，非死不可的遭遇，才会走上绝路，而且案卷中并无自杀的详细原因，于是他决定趁案发为时不久，重新加以审理。第一步，他先开棺验尸，发现死者腹部的伤口，进刀轻、出刀重，据仵作的说法，案发后，刀子在死者手上，但并非紧握，他更觉得可疑，其中必有曲折。因此他探访了死者的邻居、亲友，终于查出冤情，揭发了一件强掠妇女、杀害无辜的命案真相。
原来地方上有一个名叫吴良的官宦之后，仗恃著做过户部尚书的父亲余荫，贪酒好色，胡作非为，偏巧县知事是他父亲的门生，而且为官不正，往往使作奸犯科者逍遥法外，百姓早已怨声载道。有一天吴良看到一位姿色出众的少妇，意图染指，打听到原来她是庄稼汉的新婚妻子，助纣为虐的管家就献计悄悄将庄稼汉害死，做成自杀的样子掳走新妇。还拿出一笔银子，在衙门上下大通关节，于是一桩命案，就草草了结。吴良不但逍遥法外，还享尽艳福。但宋慈将案子重新整理，拘捕吴良和管家治罪抵命，庄稼汉的冤情，终于平反，赢得当地民众的称赞，轰动一时。
况钟
况钟(1383-1442)明代官员。字伯律，号龙岗，又号如愚，汉族，靖安(今江西省靖安县高湖镇崖口村)人。宣德五年出任苏州知府，他是明代一位受百姓尊敬的清官，苏州人民称他“况青天”，和包拯“包青天” 海瑞“海青天”，并称中国民间的三大青天， 昆剧《十五贯》，以歌颂况钟而使其妇孺皆知。其功绩《明史·况钟传》有较详细记述，著述有《况太守集》、《况靖安集》等。
大明宣德年间，况钟奉来吴江县调查案件。到吴江县便发现这里县衙和当地的鸿泰客栈发生许多离奇的事件。况钟在居住鸿泰客栈的时候，屡次被刺客行刺。根据刺客所遗留的线索顺藤摸瓜，悬疑贯穿，最终发现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
有一位臭名昭著的县令，成天只顾着鱼肉百姓，冷落了自己的夫人莫遇春，这位夫人忍受不了寂寞，终于红杏出墙，与一位商人相好。没有不透风的墙，终于一日被县令发现了夫人与商人的奸情。于是，心生歹念想除掉商人。就在危急的时刻，夫人出手相救，帮助商人逃到吴江县，拿着贪官的一笔赃款开了一个客栈。从此生意红红火火。谁想到没过几年，县令因贪得无厌，东窗事发，被降职调任。没想到世上真有那么巧合的事情，县令被调到吴江县，此时，这夫人再次与情人相遇，旧情复燃。二人怕再次被发现奸情，于是密谋除掉县令。夫人为了保全自己的身份能继续搜刮民脂，于是就想出了一招“偷梁换柱”。可是到哪里去找和县令如此相似的人呢?
正在二人一筹莫展之时。天降奇福，发现一穷书生常住自己客栈。经一打听，这穷书生是外地人士，多年参加科举考试从未考中，虽然书生家境贫寒，但自幼志向远大，立志为官，为百姓谋福，此人实在是长相与知县极其相似。二人大喜，于是密谋决定找此书生顶替县令……于是夫人找到他，说自己虽为知县夫人，但经历凄惨，骗得了书生的同情。夫人说知县突然患了疯病，提出让书生假冒知县。因为朝廷要是知道知县已疯，肯定会派人来接替县令，没准是一个更贪的官，百姓的生活仍然会处于水深火热。其实真正打动书生的原因是，吴江县连年水灾，书生可以利用知县的身份修堤筑坝，解一方百姓的疾苦，实现自己的报国之心。于是这个“假冒知县”的阴谋就在真正的知县上任一个月之后开始了，其实那位知县没疯，他一直被关在县府后院的一个小屋里。
最后，一切真相大白，这时莫遇春后悔已经晚了，而假的知县本意善良得到了圣上开恩，既往不咎，考取功名。
海瑞
海瑞(1514年-1587年)，字汝贤，号刚峰，广东琼山(今属海南)人。明朝著名清官。海瑞一生，经历了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四朝。
1549年(嘉靖二十八年)海瑞参加乡试中举，初任福建南平教渝，后升浙江淳安和江西兴国知县，推行清丈、平赋税，并屡平冤假错案，打击贪官污吏，深得民心。得到提升，历任州判官、户部主事、兵部主事、尚宝丞、两京左右通政、右佥都御史等职。他打击豪强，疏浚河道，修筑水利工程，力主严惩贪官污吏，禁止循私受贿，并推行一条鞭法，强令贪官污吏退田还民，遂有“海青天”之誉。
海瑞刚到淳安上任，就遇到了一个棘手的案子。说这个案子很棘手，是因为它跟大宋提刑官宋慈遇到的案子一样，是需要杰出的验尸技巧的凶杀案。说这是凶杀案，是因为这是前任知县已经判定了的。前任知县刚断了这案就调走了，海瑞紧接着来接任，其实对他来说，这就已经算是个旧案了。换了别人，既然是前任断的案，根本不用管他，直接往上呈报就得了，反正对错都跟自己无关。可海瑞不一样，他一到任就发现这个案子有蹊跷，因为凶手虽然画了押了，但那供词读起来怎么都像是屈打成招。因为前任知县才结了案还没上报，于是海瑞打算重审此案。
这个案子的凶手叫邵时重，而被害人叫胡胜祖。说邵家和胡家向来不和，因为两家的地挨着。后来两家因为争山地，闹了很多次，两家矛盾很大，这一点当地人都知道。就在半个月前，胡胜祖到山上去看自己的山地，不巧就碰到邵时重，而邵时重看当时别无他人，就在山坡上拿根棍子一下子打在胡胜祖的头上，就把胡胜祖给打死了。胡胜祖的两个弟胡胜荣和胡胜佑找到了哥哥的尸体，还在现场找到了凶器，并得知是邵时重打死的哥哥，就在事发两天后到县衙把邵时重告了。而邵时重在案发当天，也确实一个人到自家的山地上去过，而且连个不在案发现场的目击证人都没有。所以邵时重因土地纠纷打死了胡胜祖一案也就落实了。
说起来案情也很简单，所以前任审这个案子的时候也审得很顺溜。海瑞细审此案卷宗，第一个起疑的地方就是，为什么胡家兄弟在案发后两天才来报案呢?虽然可以说，是他们两天后才找到失踪的哥哥的，但一来胡胜祖失踪的地方离村子并不远，两天才找到未免太过离谱，二来既然两天后才找到，他们怎么就知道一定是邵时重杀的人呢?虽然杀人的凶器，那根木棍可以作为证据，但我们知道那时候并没有指纹学，没法在凶器上提取凶手的指纹。可海瑞在读完卷宗找到疑点后，还是先不审案，而是先提取了这根凶器仔细地琢磨了半天。他对着这根沾满了血迹的杀人凶器端详了半天，突然眼睛一亮，给他看出了个关键的破绽。于是海瑞下令，开棺验尸。
这时候胡胜祖的尸体已经放棺材里了，就等着案子一了，就下地埋了。可海瑞不管这个，他带着县丞、仵作亲自来到胡家验尸。因为胡胜祖是被木棍打中了头部死的，所以海瑞让人把胡胜祖伤口处的头发剃掉，然后就蹲下来仔细地看这个致命的伤口。只见这个伤口很深，足见这几棍用的力气之大，头部的颅骨都给打开了，血迹一直沾到了骨头上。海瑞看了半天之后，突然拿了个磁片，在那个骨头不停地刮，又把尸体的嘴巴撬开察看，然后还让人脱下尸体的衣服，又仔细察看了半天之后，才下令回衙，开堂审案。
这一下一干人等带到之后，海瑞让胡胜祖的弟弟胡胜荣又重复了一遍案情之后，就开口问他，说你哥哥出事之前，是否生了重病?胡胜荣听了一愣，然后想了想说，这倒不假，哥哥是病得很重，要不然也不会被邵时重几下就打死了。海瑞接着就问，那你们为什么两日后才来报案?胡胜荣想都不想就说，我们两日后才上山找到哥哥的尸体，所以才两日后来报案的呀。海瑞听了点点头，又让人拿出那根沾了血的木棍，让胡胜荣再次辩认，说你看清楚了，这是不是就是你们在发现尸体的现场找到的杀人凶器?胡胜荣一看，说当然就是了，大人你看血迹还在上面呢!海瑞听了这话，突然一拍惊堂木，大喝了一声：“撒谎!”他让仵作拿着这根沾了血的木棍放到胡胜荣的面前，说：“你再仔细看看!”仵作把木棍放到胡胜荣的面前，把木棍击打头部的位置指给胡胜荣看。因为是用木棍打死的人嘛，再加上打的力度很大，头骨都打裂了，所以木棍击打的地方也有木屑断裂。现在胡胜荣只见仵作把沾了血的地方轻轻撬开来一些，只见外面有血的地方，里面却一点血迹也没有。这一下，胡胜荣的脸刷地就变了颜色。
这时候，只听海瑞大声地说：我打开尸体的伤口看，见血是一直渗到了头骨上，但骨头断裂的地方，包括缝隙的表面都有血迹，可我拿磁片刮了几下，刮去表面的血迹之后，下面的骨头居然连红都不红。这说明了什么呢?而且，伤口周围的肉也呈两种颜色，一种很红，就是沾了血的颜色，另一种很暗，海瑞称之为打伤色，就是打归打了，但当时并没出血的颜色，这两种颜色一种是血液凝结之后，也就是血不流了之后打出来的颜色，一种是正常的鲜血颜色，这绝对是清晰可辨的。这又说明了什么呢?所以，不论是从骨头上的血，还是肉的颜色，还是木棍上的血迹看，种种迹象表明，尸体上的血，包括伤口上、骨缝里，还有木棍上的，都是后来涂上去的血，而尸体头部所受的重击，则是在死后、在血液凝固后才被打上去的!
海瑞分析了一大通之后，冷冷地看着开始发抖的胡胜荣和胡胜佑兄弟俩，大喝一声，说“胡胜荣、胡胜佑，毁亲兄之尸而嫁祸他人，还不从实招来!”这一嗓子喊出来，胡家兄弟俩扑通一下就跪下了，然后把整个过程原原本本地说了出来。原来，胡胜祖根本就是得病死的，但死了之后两天，胡胜荣突然想起来，两天前在山坡上见过邵时重，当时邵时重只有一个人，而且也没发现胡胜荣。而胡家跟邵家争地正是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不仅胡胜祖跟邵时重争地，胡胜荣和胡胜佑跟邵时重都分别另有土地和财产的纠纷。胡胜荣脑筋一转，跟弟弟一商量，就打算拿哥哥的尸体二次利用一下，来陷害邵时重。邵时重一入狱，一判刑，邵家的地自然也就可以被胡家争过来了。于是他们俩私下把哥哥尸体作了番手脚，然后诬告邵时重。眼看着前任知县已经结了案，他们就要如愿以偿。哪知道来了个法眼如炬的新知县，洞烛观火，条分缕析，居然靠着神乎奇技的验尸技巧，就把这桩几乎是天衣无缝的冤案给翻了个底朝天。
袁可立
袁可立(1562年4月25日-1633年11月12日)(明嘉靖四十一年二月十五日—崇祯六年十月十一日)，河南睢州(今河南睢县)人。明万历十七年进士，任苏州府推官。历经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帝，为“四朝元老”之臣，诰“五世恩荣”之赏。为官不阿权贵，敢于为民请命，是明代后期著名的清官廉吏和军事战略家、抗清名将，曾策反努尔哈赤姻婿刘爱塔。清兴“文字狱”，其传记和著作遭禁毁。
明万历二十二年，袁可立在查办涉倭案件时，发现被指为倭寇同党处以极刑者一时竟多达数百人之多，有些案件甚至殃及妇女儿童。于是他不惜得罪一些急于邀功的高官权贵，对案件进行重审，先后使千余名无辜百姓和渔民免遭屠戮而获释。
一次，袁可立奉命巡海琉球(今日美所谓冲绳者，向为中国藩属)，一个李姓千总邀袁可立共饮，席间出赠三把倭寇“武士刀”，袁可立审视之，见刀面光洁如玉，十分精美，但谢绝了千总将刀退还，袁可立凭经验发现这不是倭刀，而是来源于琉球之物。不数日，海上传来战报，说军队打了胜仗，击毙倭寇数百，擒获20名俘虏和大量物资及船舰。但在审验时却没有战俘的口供，也没有证据，案件一筹莫展，但急于报功的军方要求草草结案将犯人处死。巡按感到棘手，交给推官袁可立查办。袁可立接手时，有两人已毙死杖下，另外的十八人也被以毒药致哑，即便不哑也因为语言不通而无法辩冤。袁可立据理力争，上奏朝廷将人犯缓死暂系狱中。袁可立仔细地查验了所有缴获的物品，惊讶地发现自己曾经见过的三把“倭刀”竟然也在其中，又被当作“战利品”上报。顿觉案件大有蹊跷，马上找来李姓千总对质，但千总死不承认诬良为盗，并一不做二不休一口咬定说就是在海上俘获的倭寇。
不久，琉球贡使来中国，胸有成竹的袁可立请他们过来指认，贡使辨认出这些全都是琉球良民，是一次在海上运输粮食时因风失舵而漂流海上才不幸被官兵捕来冒充倭寇的。后来这十八个琉球国民被无罪释放回到家中。为感谢袁可立救命之恩，在琉球建庙塑像奉祀，敬若神明。
于成龙
于成龙(1617年9月26日—1684年5月31日) 字北溟，号于山，清代山西永宁州(今山西省吕梁市方山县)人。
1661年(清顺治十八年)，于成龙被任命为罗成县知县，在任上明确保甲制度，百姓安居乐业，全力耕作土地。1667年(清康熙六年)，于成龙升任四川合州知州。后迁任湖广黄冈的知州，历任代理武昌知府，福建按察使，布政使、巡抚和总督、加兵部尚书、大学士等职。康熙二十年入京觐见。后升任江南江西总督。
康熙二十三年，朝廷命令于成龙兼管两地巡抚的政事，不久便在任上去世。被康熙帝追赠为太子太保。
于成龙任县令时，一天他有事路过邻县，发现两个男子用担架抬着一名女子在前面急急赶路。女子头上戴着发钗，旁边跟随的几个人，不时用手整理女子盖的被子，似乎是怕她着凉。走了一段时间，抬担架的人又进行了交换，并放下担架进行休息。
于成龙觉得蹊跷，就派人去询问，他们回答说是妹妹生病了，要把她送到婆婆家去。走了一会儿，于成龙又派人去查看，发现他们把人抬到一户人家去了。
于成龙怀疑这伙人是窃贼，就向当地县令反映，但该县令否认本地发生过盗窃案件。于成龙不甘罢休，他在当地找个旅店住下，派手下人员外出打听，究竟谁家发生了盗窃案件。经过多方查找，终于得知一富户遭到强盗洗劫，富翁遭到炮烙而死。于成龙命人将富翁的儿子传唤来，问他家中是否发生了盗窃案，那人亦矢口否认。对此，于成龙早有预料：因为当时规定，发生盗窃案件不能侦破，要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因此，人们大多因为案件不能侦破而瞒案不报。富翁的儿子之所以否认家中遭盗，极可能是怕说了真话被官府找麻烦。于成龙心生一计，他说强盗已经抓到，只是需要核实有关情况。那人顾虑全消，一五一十地将家中遭到洗劫，父亲被炮烙而死的惨案全盘托出。
案情已经核实，于成龙又将情况通报当地县令。经过策划，县令派出精干捕役在于成龙锁定的农舍缉拿了罪犯，人赃俱获，一伙强盗全部被抓获，一桩抢劫杀人大案被于成龙侦破。
那么，于成龙究竟是怎样破获此案的呢?其实也很简单，只是一般人没有留意。男女授受不亲，一般的良家女子，躺在担架上时是不会让多个男子掩盖被子的，几个男子时不时为女子掩盖被子，不是怕其着凉，而是怕漏出财宝。抬着一个女子而频频换人，多次休息，也证明上面藏着金银财宝。如果女子得病，应该有女眷迎送，而他们到达时，却是两个男子来迎接，也没有焦急担忧的表情。可见，他们不是迎接突然发作的病人，而是进行预谋已久的犯罪。案件的侦破完全印证了于成龙的推断，担架上睡的的确不是良家女子，而是他们为掩人耳目，花钱雇来的妓女。人们感叹于成龙的断案如神，更佩服他的认真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