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5月4日，一场声势浩荡的爱国运动拉开了帷幕，而这一切的导火索，均是因为章宗祥曹汝霖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但是后世却一直有人说他们其实并不是卖国贼，那么二十一条究竟是谁签订的?章宗祥曹汝霖是冤枉的吗?下面本站的小编就来跟大家聊聊吧!
曹汝霖
章宗祥曹汝霖是冤枉的吗
1919年5月4日，发生了可以称得上改变中国历史的“五四运动”。时任交通总长的曹汝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和另两位日本“海归”章宗祥、陆宗舆会成为民国时期三大最著名的卖国贼。
曹汝霖25岁东渡日本，28岁学成，29岁回国参加满清朝廷为留学生特设的考试并拿了第二名，31岁被西太后钦点入宫详解日本宪制。
曹汝霖被定义为著名卖国贼的渊源之一，可以追溯到1905年。这年的11月17日，中日两国全权大使奕劻、小村寿太郎等在北京就东三省条约事宜展开谈判，袁世凯作为中方代表之一参与其中，而“日本通”曹汝霖是作为袁世凯助手身份出现的。这次谈判签订的《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和《附约》，其实就是将日本已暗自侵吞的利益细化与公开化。1913年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曹汝霖便从顾问变成了外交部次长，一屁股坐到了对日外交的火山口上。1915年1月18日，日本提交了公然印着军舰、枪炮的文件(就是当时称为卖国的“二十一条”)。曹汝霖在回忆录《一生之回忆》中对这段历史记述道：“此次会议，我与陆子兴(陆宗祥别号)总长，殚精竭力，谋定后动……日本提之二十一条，议结者不满十条;而第五项辱国条件，终于拒绝而撤回。会议结果，虽不能自满，然我与陆总长已尽最大努力矣。”“世人对此交涉不究内容，以讹传讹，尽失真相。”
1915年5月9日，曹汝霖等将“二十一条”亲送日本公使馆时，曹汝霖也是“余心感凄凉，若有亲递降表之感”。
资料图
袁世凯死后，日本向段祺瑞政府提供了巨额的“西原借款”，使得早前在“二十一条”谈判中极力主张对日强硬的段祺瑞向日本妥协。而升任交通总长的曹汝霖和担任驻日公使的章宗祥、币制局总裁陆宗舆此时已被推到强大民意的对立面。随着五四运动的发展，1919年6月，曹汝霖和章宗祥、陆宗舆被免职。
据史料载，曹汝霖被免职后，避居天津。“五四运动”对曹汝霖的刺激非常深，他发誓不再过问政治，愿做在野之民。
二十一条在什么情况下签定的?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想延揽旧北洋政府各部次长以上官员出来任职，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都拒绝了。曹汝霖曾公开表示要以“晚节挽回前誉之失”。华北伪政府给曹汝霖挂了个华北临时政府最高顾问和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的虚衔，据说他从不到职视事，不参与汉奸任何卖国活动。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戴笠进北京捉拿汉奸，首先就把曹汝霖、章宗祥扣了起来。后来曹汝霖写信给蒋介石声明自己从未出任过任何伪职，一直在经商。蒋介石指示戴笠放人。曹汝霖1949年去了台湾，1966年死于美国底特律。
五四爱国运动
曹汝霖死前在《一生之回忆》中对“五四运动”作了评价：“此事距今四十余年，回想起来，于己于人，亦有好处……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代价……”
二十一条是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灭亡中国的秘密条款。日本帝国主义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美各国无暇东顾的时机，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觐见袁世凯，递交了二十一条要求的文件，并要求政府“绝对保密，尽速答复”。此后日本帝国主义以威胁利诱的手段，历时五个月交涉，企图迫使袁世凯政府签订，企图把中国的领土、政治、军事及财政等都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的二十一条无理要求，这些条款称中日“二十一条”，后经中日协商，签订不平等条约“中日《民四条约》”。但须注意的是，“二十一条”不能等同于《民四条约》。
1914年8月21日，日本《朝日新闻》登出过日本即将向中国提出的“中日新议定书”6条，内称“因第三国侵害支那共和国之安宁、或于领土保全上有危险之时，日本帝国政府可采取临机必要之处置”、“支那共和国不得妨碍日本帝国政府之上述行动，而予以便利”、“日本帝国为达前项之目的，得临时收用在军事上必要之地点”、“非经两国政府承认，不得与第三国签定违背本协约之条约”等条款，其内容类似于日韩合并前日本与韩国签订的议定书的翻版。
二十一条签订
同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袁世凯政府要求德国把侵占的山东半岛权益交还中国，遭拒。当时美国注意力已转移至欧洲，而英国则希望日本能成为在其远东的盟友，日本于是在8月23日对德宣战，出兵占领了德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山东半岛。1914年11月18日，中国政府向日本政府提出了日本军从中国撤军的要求。1915年1月7日，中国政府再次向日本政府提出撤军要求。
1915年2月2日，日本趁欧美各国无暇东顾之际，秘密向袁世凯提出了五号共计二十一个条款(简称《二十一条》)的无理要求，逼迫袁世凯政府承认日本取代德国在华的一切特权，进一步扩大日本在满洲及蒙古的权益，以及承诺聘用日本人为顾问。日本的要求等同于将中国纳入成为其保护国。美国闻讯虽对日本提出抗议，但日方并没有收回其主要要求。
曹汝霖等人
1915年1月18日，日本公使日置益向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直接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并要求中国绝对保密。1至4月，袁世凯一面命外交部同日本谈判，一方面暗中逐步泄露内容，希望获得英美支持抗衡日本。中国的谈判代表多次拒绝要求中的部分内容，迫使日本作出让步。中国国内亦出现反日情绪。日本则以武力威胁中国。至5月7日，日本政府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限令于9日前答复。毛泽东得知后，愤而写下四言诗：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最终袁世凯政府在5月9日晚上11时接受二十一条中一至四号的要求，并于5月25日完成签字。5月9日被全国教育联合会定为国耻日，称“五九国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