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羹尧是好人还是坏人，在历史上，年羹尧作为大将军，他手下的兵和权势足以和朝廷所对抗，当然他也对清朝做出很大的贡献，雍正本不想杀他，但是年羹尧自恃功高盖主，做事肆无忌惮，所以才会被雍正所除掉，下面跟男人世界小编来了解下吧。
康熙末年，“太平盛世”的局面滋长了晚年康熙的政宽事省思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成为他在这一时期处理朝政的基本原则。受此影响，朝野上下，虚诈、迎合、粉饰、浮夸等腐败之风严重泛滥。尤其值得重视的背景是，雍正是在激烈的争斗中登上皇位的，皇族内已经失败了的势力还在活动，曾经支持过雍正的权贵重臣也慢慢地居功骄擅起来，这些都威胁着他作为皇帝的最高权力。因此，为了巩固皇权，雍正不得不对威胁自己的皇兄弟进行严厉的打击，对居功擅权的重臣给予坚决的惩治。其中，对擅权重臣的处治当以年羹尧最为典型。
雍正为什么要处治年羹尧 雍正三年十二月，年羹尧被削官夺爵，定大罪九十二条，赐自尽。年羹尧之死，应该说是咎由自取。他自恃功高，妄自尊大，擅作威福，骄横僭越，丝毫不知自我限制。尤其因权高位尊、皇帝信任而忘乎所以，不守臣道，贪婪贪赃，植党营私。“公行不法，全无忌惮”。终为国法所不容，终为雍正所废弃。 雍正后来曾有朱批：“大凡才不可恃，年羹尧乃一榜样，终罹杀身之祸”。“年羹尧深负朕恩，擅作威福，开贿赂之门，因种种败露，不得己执法，以为人臣负恩罔上者诫。”也正如《清史稿》所书：“年羹尧凭借权势，无复顾忌，罔作威福，即于覆灭，古圣所诫”。归纳起来，年羹尧主要犯下了以下三个方面的罪过：
(一)妄自尊大，不守臣道。
年羹尧平定西北边事后，权势虽然显赫，但这也完全不能与清初统兵的诸王相提并论。年羹尧竟然要与前任大将军王皇十四子胤禵相比拟，甚至还想超越胤禵的地位。年羹尧身为大将军，与各省督抚往来文书应当用咨文形式，以示平等。但他视同等官位的官员为自已的下属，给将军、督抚的函件使用令谕。 年羹尧进京陛见时，都统范时捷、直隶总督李维钧都得跪着迎接。郊迎的王公以下官员跪接，年羹尧安坐而过，看都不看一眼。王公下马问候他，他也只点点头。雍正看见年羹尧随从的武将和士卒穿着沉重的甲胄，便叫他们脱下来，竟没有一个人敢脱。等到雍正告诉年羹尧，可以脱下甲胄，年羹尧下令，将士们才敢卸下铠甲。
雍正二年冬，年羹尧由京返陕路过保定，“戴翎子数人轿前摆队，行馆前后左右断绝人行”，威风张扬。官员们送礼给年羹尧的称为“恭进”，年羹尧给人东西叫做“赐”，接受者要北向叩首谢恩，接见新属员叫“引见”。年羹尧吃饭称“用膳”，请客叫“排宴”。这一切在封建王朝中，已属大逆不道。 在雍正面前，年羹尧也一样狂纵悖逆。年羹尧曾选编了一本《陆宜公奏议》，进呈后，雍正说要给它写一篇序言。尚未写出，年羹尧竟草出一篇，要雍正认可。当时的君臣二人关系融洽无间，雍正表示赞赏他这样做，以示双方真诚相待，但这其实已越出了君臣关系的正常限度。年羹尧陛见，在雍正面前“箕坐无人臣礼”。他的诸多恃宠骄纵，“实为近世所无”。年羹尧之不守臣道，走的是取祸之道。
(二)任人唯亲，植党营私。
年羹尧任川陕总督时，使用属员全凭自已的喜好。山西按察使蒋洞有着这样一段具体而翔实的记叙：“为川陕督臣，恣凭胸臆，横作威福，每遇文武员缺，无论大小，必择其私人始行请补。或一疏而题补数人，甚至或至数十人，吏、兵两部几同虚设。更可骇者，巡抚提镇布按大吏皆皇上所特简者也，而年羹尧必欲挤排异己，遍树私人，未有缺之，先外间己传闻某人为巡抚提镇布按矣，闻者亦疑信将半，未几而其缺果出矣，未几而其人果得矣。” 及至年羹尧擢升大将军，常以军功保举官员，滥用私人。吏部看是年羹尧的举荐，也格外重视，另立一类，称之为“年选”。年羹尧甚至不顾清律的规定，为其仆人桑成鼎以军功求职，桑成鼎先任西安知府，后任直隶道员。受此非法优遇的还有年羹尧的家人魏之耀、刘以堂等。 年羹尧保举官员时，大多营私纳贿。如被年羹尧奏参过的葛继孔，通过两次打点，送铜器、瓷器、玉器、字画等物，年羹尧因而答应对其“留心照看”。
因被年羹尧密奏而罢官的赵之垣，送了价值十万两银子的珠宝之后，年羹尧转而保举其可以起用。借雍正二年进京之机，年羹尧特地将赵之垣带到北京，“再四恳求引见”，力保其人可用。 这样，年羹尧逐渐形成了以自己为中心的朋党集团。该朋党集团还有王景灏、胡期恒、金启勋、王篙、刘世奇、黄起宪等数十人，这些人不一定都是年羹尧的死党，但都与他休戚相关，荣辱与共。这个集团的形成，严重地影响了朝廷政令的实施。雍正登位前亲身参与过争位斗争，深识朋党之害，故而登基后严禁党争。而年羹尧却大肆营私结党，危害政治清明。痛恨朋党的雍正，起初在年羹尧屡立战功时，还能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到后来越发不能容忍。
(三)争权夺利，多行不义。
雍正即位后，随着年羹尧的权势愈来愈重，其横行不法、贪黩侵蚀的事情也随之越来越多。如平定青海后，年羹尧在军饷上大作手脚，不据实奏报，专权处置。后经统计，年羹尧贪黩侵蚀的钱粮总计达数百万两之多，使战时的国库一度吃紧。 因权力之争，年羹尧常与其他重臣发生冲突。在雍正的竭力撮合下，年羹尧与隆科多勉强相安无事。胤祥既是雍正最亲近的同胞兄弟，同时又是总理大臣，处理着朝中很多重要政务，在雍正心中的地位是任何人都无法企及的。而就是对这样的重臣，年羹尧也时有妒意，没有放弃攻击。他对直隶总督李维钧说：“怡亲王第宅外观宏广，而内中却草率不堪，虚情假意，他的志向由此可见。” 对朝廷的官员，年羹尧蛮横无理，以所谓的“军前效力和学习理事”名义，扣留了许多中央或外省官员的子弟在其幕中。这些人中，有些是出于自愿，大多数则属被逼无奈。川北镇总兵王允吉退职后，年羹尧强令其送一子“来我军前效力，受我未了之恩”。
名为效力，实为人质，以迫使这些官员依附于自己。 更有甚者，年羹尧的属下也有恃无恐，轻视百官。一次，年羹尧路过河南怀庆府，怀庆府官员身穿官服跪着向年的捕官回话，这位捕官竟安然接受。年羹尧的家人魏之耀，穿着朝服与布政使、提督、总兵等大吏同坐。魏之耀进京，文官得道旁作躬，武官得跪在道旁行礼，魏之耀乘轿而过，全不答理。 年羹尧与朝中大臣李绂、蔡珽不和日久，十分孤立。李绂任吏部右侍郎时，正赶上议叙造营房一事，其中就有年羹尧的儿子年富。吏部中趋炎附势之人提出按军前效力从优议叙，而李绂认为违例，坚决不同意。年羹尧大怒并“痛诋九卿，切责吏部”。此外，年羹尧还多次中伤河南巡抚田文镜等人。
雍正是如何处治年羹尧的
雍正做事从不墨守陈规，他常常告诫子臣：“不可行则变，因时而定，因人而定，因事而定”。这也同样成为雍正驾驭权臣的基本方略。正因为如此，尽管年羹尧备受恩宠，但在其多行不义之后，也照样受到了严厉处治。 对年羹尧的处治，雍正是分步进行的，基本做法是“欲擒故纵，先纵后惩”。先给年羹尧以无上的荣恩，使其职位一升再升，权力达到人臣顶峰，从而使年羹尧得志猖狂，露出把柄，以达“师出有名”而彻底铲除的目的。雍正二年冬，年羹尧从陕到京，雍正若无其事而又热情地召见，并且称赞他“公忠体国，不矜不伐”。“内外臣工当以为法，朕实嘉重之至”。
然而，刚过了仅仅一个多月，雍正的态度就发生了逆转。 首先，表示不满。雍正亲口对大臣们说：“年羹尧保举人有误，他保举的广西布政使刘廷琛，现已被罢免”。而针对当时京城盛传“皇帝多是听从于年羹尧”的谣言，雍正则驳斥道：“夫朕岂幼冲之君，必待年羹尧为之指点?”“年羹尧之才为大将军、总督则有余，安能具天子之聪明才智乎?” 雍正向直隶总督李维钧透露：“近者年羹尧奏对事，朕甚疑其不纯，有些弄巧揽权之景况”。“朕今既少疑年羹尧，明示卿朕意，卿知道了，当远些，不必令觉，渐惭远之好”。他告诉李维钧：“年羹尧居心不纯，你同他的密切关系是奉旨形成的，不必害怕惊慌，但要与年逐渐疏远。” 雍正对湖广总督杨宗仁说：“年羹尧何如人也?据尔所知，据实奏闻。‘纯’一字可许之首?否耶?密之。” 他同时告诫四川巡抚王景灏：“你虽是被年推荐的，但也不要依附于他，必须清楚，朕并不是年羹尧所能左右的皇帝。” 安徽巡抚李成龙与年羹尧有通家之谊，雍正也暗示他：“近日年羹尧擅作威福，逆奸纳贿，朕甚恶之。”雍正又告诉署凉州总兵宋可进：“年羹尧不喜尔，尔须加意防范，勿露破绽，被伊指摘。” 如此等等，得到雍正知照的官员很多，意思都是一样的，就是要疏远年羹尧。
有人看出了雍正的心思，建议趁年羹尧在京，不要放回陕西，以免放虎归山，把他留在京城控制起来。但雍正认为当时条件还不太成熟，于是就把年羹尧放回了陕西军营。 其次，公开指责。雍正作好了向年羹尧公开问罪的准备，并蓄势待发。年羹尧本人也有所警觉，在离京后给雍正的奏折中，诚惶诚恐地说道：“奔走御座之前三十余日，毫无裨益于高深，只自增其谬。近己拟心，惶汗交集。”一副大祸临头之相。 雍正并没有因此而心慈手软，在给年羹尧的回奏上写了一段寓意深刻而又相当严肃的话：“凡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为君者施恩易，当恩难;当恩易，保恩难;保恩易，全恩难。若倚功造过，必至返恩为仇，此从来人情常有者。尔等功臣，一赖人主防微杜渐，不令至于危地;二在尔等相时见机，不肯蹈其险辙;三须大小臣工避嫌远疑，不送尔等至于绝路。三者缺一不可，而其枢要在尔功臣自招感也。我君臣期勉之，慎之。”
关于对清朝康雍乾三帝加强皇权该作如何评价，学术界有着不同的看法。但是，我认为有一点是应当肯定的。这就是，康雍乾三帝总结了中国历代特别是明代覆亡的教训，懂得治理好国家除了必须全国政令一统于君主，推行勤政务实的政风外，皇帝还必须亲自了解下情。像康雍乾三帝这样重视对地方下情的了解，在历代帝王中可以说是仅见的。这种政风大大减少了治政中的失误，避免了可能产生的社会矛盾和动乱，有利于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由此出现了我国历史上为时最长的太平安定时期——“康乾盛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