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是历史上伟大的爱国诗人，他首次开创了诗歌浪漫主义的先河，他的不朽之作《楚辞》更是流传后世，经久不衰。读过《离骚》的人应该都知道，其中香草美人的意象出现频繁，尤其引人注目。那么离骚香草美人指的是谁?屈原笔下的香草美人的寓意是什么?下面本站的小编就来跟大家说说吧!
屈原的人格气质与环境的矛盾造成了他的人生的悲剧，同时也造就了优秀的文学产品——不朽之作，《楚辞》。
王逸为《离骚》做序云：“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云、云霓以为小人。”以《离骚》为代表的香草美人系统是屈原的骄人成就。作为诗歌的象征手法，《离骚》中的香草美人意象是一个复杂而巧妙的象征比喻系统，表达着作者追求内性美，对贤臣明君的渴慕等，从香草美人的意象中，我们可以透视出屈原的高尚峻洁的人格魅力，也使得整部辞赋蕴藉而生动。
一、 香草美人与南楚文化
确切地说“香草美人”是从楚辞中生长出来的，《诗经》中涉及的香草美人，不过是简单的比喻或者起兴，多用本义，托喻的成分很少，《荀子·议兵》篇有：“其民之亲我，观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兰”，这里以香草象征美德。屈原发展了这种手法，以香草比美德，以臭草比恶德，并进而把二者都人格化了。屈原以美人象征君子，以香草象征贤人，以恶禽臭物象征奸佞，这不仅在他的各个诗歌中是统一的、固定的，就是其后的几百年间这种象征还为文人所尊奉。
南楚之地，人杰地灵，树木花草也赋有灵气，据记载，楚国早先向周王室进贡之物，是祭祀用的灵草。诗人用它们来表达一种特别的情结。如用“荃荪”为喻，象征君王，缘于“荃荪”这种香草，它保存着楚人远古残留着的意识，留存着楚人对远古先祖的崇拜和怀念的情愫，它作为先王的象征，其实早已积淀在楚人的集体无意识中了，而在屈原的笔下发挥到了极致。
香草美人意象，带有着浓郁的原始巫风文化的色彩。据《九歌》看，巫觋在祭祀中表演不仅情感真挚，虔诚，还运用大量的香草来刻意修饰自己的服饰、车乘，“瑶席兮玉缜，盍将把兮琼芳”(《东皇太一》)，“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湘君》)，以显得圣洁高尚。这些是身为三闾大夫的屈原，被流放到沅湘之间的屈原耳熟能详的，香草是他所欣赏和赞美的，《九歌》祭祀中所表现出来的人神交际之艰难以及生离死别，使得屈原从那些圣洁的巫灵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形象，产生了共鸣。于是有了《离骚》中的三次求女的悲剧，这样，香草美人成了深沉而温馨的原型意象，使得楚辞世界色彩缤纷，也为后人架构了一个精神的避难所。
二、《离骚》中的香草美人
《离骚》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两类意象：香草、美人。
《离骚》中充满了种类繁多的香草，有十八种之多，这些香草作为装饰，支持并丰富了美人的意象，《离骚》中的主人公的衣冠装饰是由香草缀成;《楚辞》中多次描写采集、互赠香草，如“结幽兰而延伫”“及荣华之未落兮，相下女而可诒”，还有大量的歌咏香草，以及有关自己种植、餐饮、喜爱香草的表白，也颇具有象征的意味。如《惜诵》：“ 木兰以矫蕙兮，凿申椒以为粮。播江离与滋菊兮，愿春日以为糗芳”，以兰蕙为粮，离菊充饥，以此表明自己洁身自好，忠贞不变的情操;如“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诗人的饮食是这样的精纯，即使是面黄肌瘦也坚不改辙，可见诗人的信念;“汨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朝搴枇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采摘芳草香花，如此的不辞辛劳。可见诗人锻炼修养的辛勤。蕙、兰、桂、椒、芙蓉、荪、芷、荷杜衡、菊等等这些香草构成了一组意象群，被借用来表白屈原自己的高标独立，不与小人同流合污的品行，在一定程度上说就是“善”“美”的人格。
同时，香草意象作为一种独立的象征物，它一方面指品德和人格的高洁;另一方面和恶草相对，象征着政治斗争的双方，香草或比况当世贤德，或喻指古代贤人，随文见意，如《离骚》“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王逸注众芳为“谕群贤”。屈原此下虚笔设喻:“杂申椒与菌桂兮，岂维纫夫蕙茝?”王逸《章句》说明取义:“蕙茝皆香草，以谕贤者。言禹、汤、文王，虽有圣德，犹杂用众贤，以致于治，非独索蕙茝，任一人也。”在此，香草均是比喻贤能的人物。“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冀枝叶之峻茂兮，愿俟时乎吾将刈;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所及的兰、蕙、留夷、揭车、杜衡、芳芷，王逸注皆谓“香草”，比喻各怀才具的诸色人才，是“众贤志士”。
然而，植物总又随季候时节荣枯，不能长期保持最佳的生存状态;屈原痛心 “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荒秽”，屈原绝望：“兰芷变而芳草兮，荃蕙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古人洪兴祖《补注》云：“萧艾贱草，比喻不肖。” “既于进而务入兮，又何芳之能祗,固时知之流从兮,又孰能无变化!”这是“香草”质变的根源，向来坚持“初服”不改素质的屈原，没有可能以这些随时质变的香草自喻。
《离骚》中屈原用来自喻品德的只有荷。 “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芰荷、芙蓉王逸也没有注明是香草。《离骚》中所提及的诸种香草，或用于佩挂饰物，或用于盛载香袋，不会用以缝制衣裳。装饰性质的东西可缺，但衣裳用以蔽体，绝不可缺，这对守礼重美的屈原更为重要。朱熹《集注》谓“此与下章即所谓修吾初服也”，以荷喻自己本初职志用心，一再表明不改正道直行之道，荷中通外直，出污泥而不染，最恰切形容屈原自身的素质。所以香草并不是屈赋中自寄理想的象征。
美人的意象，被认为是比喻君王，“恐美人迟暮”，亦或是自喻，“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或是喻理想中的人“吾令丰隆乘云兮，求宓妃之所在……”。屈原的抱负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国家强大，人民安乐。而他的美政思想，在他哪个那个时代。只有靠君臣遇合、知人善任才能实现。所以说“香草美人传统的本质就是以男女比喻君臣，以婚约比喻君臣遇合，这是作为一种政治关系的借喻”(王增斌《从香草美人透视屈原的人格魅力》)的结论，也不无道理。
《离骚》有三次求女而不得的悲剧，这正暗合了才情甚高的屈原不被君主赏识重用的现实，“路漫漫其修远兮”，他上下求索的过程艰辛而痛苦。先求宓妃，但“虽信美而无礼兮，来违弃而改求”，申明求女非徒渔色，宓妃虽然外貌吸引，可惜用情不专，“夕归次于穷石兮，朝濯发乎盘”，既为帝之妻，又与后羿染，“保厥美而骄傲兮，日康娱以淫游”，行为放浪，绝不可能理解和欣赏屈原忠耿专一而守礼的禀性，勉强求合，和输解失意的心境毫无好处，屈原只有放弃这次机会而他求。
笔墨落到简秋身上，却以媒母从中阻梗，帝王已先屈原而得到简秋，第二次求女又告落空。经两次失败，屈原已将近心灰意冷;趁帝少康尚未和有虞氏二女结亲前，一碰运气。但屈原心想到媒母的能力，也就主动取消了求亲的行动，只能感慨：“闺中既以遥远兮，则王又不寤;怀朕情而不发兮，余嫣能忍与此终古。”这些美人并非不可求，但屈原意在寻求有共同理想而相知的生命同路人，可惜的是这些绝世佳人，要不是性情反复，又或人为阻梗，即使求女成家的私事，也无缘实现。屈原可谓时穷，通向“美政”的目标的道路实在太遥远了。美人固然为屈原倾心爱慕，其反复多变的行为特点却不能视为屈原理想的人格象征。
三、 香草美人与后世文学
香草美人系统，是对《诗经》中比兴手法的继承和发展，“《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王逸《楚辞章句·离骚序》)，但是因为融汇了屈原的身世悲剧和人格魅力而赢得了一代代文人骚客们的认同，朝代更替，时代变迁，香草美人这一原型意象却没有在社会变迁的洪流中削弱。像屈原这样壮志难酬，孤苦无依的文人士子，借用“香草美人”宣泄着自己的情感。香草美人成为一条延绵不绝的文学传统，后虽经过汉儒文化的改造和接纳，已经基本失去了它的庐山真面目，但是这些由深邃的原始文化所凝聚成的原始意象，是一种隐藏在文化和人心深处的情感力量，不时地从诗人的心中喷涌而出。
后世文人对香草美人传统的继承，很明显地分成了香草与美人两类：一是以男女喻君臣，这因与广大失意文人的情怀相切合，所以影响最广。《离骚》中的美人，无论是自比还是作为被追求的对象，都没有明晰的形象，而是一种文化的符号，是一种象征。在曹植的手中，这种传统有了创新，曹植突破了仅仅把美人视为一种文化符号或象征的局限，将其变成为典型的艺术形象，使其神采面貌与精神世界同时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代表作品如《洛神赋》、《美女篇》。在《洛神赋》中，作者与洛神之间的人神殊途，暗示了自我与理想之间的隔断，哀怨悲伤，“常系心于君王”的洛神有着极为鲜明的形象。
“后来杜甫的《佳人》、孟郊的《烈女操》、张籍的《节妇吟》、陈师道的《妾薄命》，以及一切寄托于妇人女子以抒写作者情意的诗篇都是屈原这种作风的继承。”(游国恩《楚辞女性中心说》)。辛弃疾对于国家的爱和忧，与屈原有着相似的情感体验，他的诗词中渲染气氛的境界建构和语句的表达也受到楚辞的影响。如：
自古娥眉嫉者多，须防按剑向隋和。
此身更似沧浪水，听取当年孺子歌。
以众女嫉妒象征群小中伤，这是一首完全脱胎于《离骚》的“众女嫉余之蛾眉兮，遥琢谓余以善淫”的诗。
另一类是以禽兽花草比谄佞贤良，后世学者虽各有其所选择的具体的意象，但是都遵循着“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谄佞”的基本模板。辛弃疾有诗“有美玉于斯，雕琢那可废，芝兰生当户，虽芳亦芨刈。……”以芝兰象征顽石，将自身寄予顽石，实际就是在象征自身。
不仅是在诗词领域中，在小说中，香草美人也有发扬，尤其是在蒲松龄的笔下，鬼狐世界的跨时空阴阳地界的爱恋，显然受了楚辞的影响，《聊斋》中的花妖，激活勃发了香草这一原型意象。《竹青》、《香玉》、《荷花三娘子》等等，都显示了蒲松龄对于“香草美人”的情有独钟和独到发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