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铁生为什么瘫痪，史铁生在我我文学史上有这不容小觑的地位，很多人看过史铁生的书后，还都有不小的感慨，史铁生为什么瘫痪呢?要是史铁生没有瘫痪是不是就会是另一番光景呢?下面就和男人世界小编一起来看看史铁生的励志故事吧。
史铁生1969年到陕北延安地区“插队”，三年后因双腿瘫痪回到北京。
有位当年和他一起到延安插队的知青回忆录，对史铁生的腿为什么瘫痪写得很详细。对有关章节摘录如下：
如果没有插队，没有在农村染上疾病(在本文中，会较多使用“如果”这个词，以探讨命运发展的多种可能性)，史铁生也不会成为后来的史铁生。黄土高原上的劳动是艰苦的，当地老乡就把耕作说成是“下苦”，并称自己为“下苦人”，史铁生作品中对此也有详细的描述。这对于习惯于大城市舒适生活、身体娇嫩的知青来说，无疑是一种严峻的考验。不仅是意志的考验，也是体力的考验。史铁生的意志当然是没有问题的，遗憾的是身体出现了问题：因脊髓受损伤而引起腰腿疼痛。如果史铁生当时马上申请“病退”回北京，事情就不会发展到更为严重的地步。因为回京后可以得到治疗，使病情好转，也可避免繁重的体力劳动对身体造成进一步损害。按照北京市政府的知青政策，患病的知青可以以“病退”的方式回北京。虽然上面号召知青“扎根农村一辈子”，但是很少有知青真正这样想。所以有些健康的知青也想方设法“病退”，例如开假的诊断证明、装疯、装病，甚至自残(当然是轻度自残，以免付出太大的代价)。有门路的知青则不用如此费劲，一些干部子弟或直接调回北京，或“走后门”当兵、以军队为跳板回京。
史铁生尽管不能“走后门”离开农村，也不会不择手段逃离陕北，但是以正常渠道回京应该是可以的，可惜他没有这样做。这主要是他当时对病情的严重性估计不足，以为只是坐骨神经疼，或是腰肌劳损。也许还有一点，是他可能并没有把陕北看作是“春风不度的鬼门关”，而是把它视为“世外桃源”。他看到乡亲们辛勤的劳作中也有诙谐和欢笑，并把人们挥汗如雨的劳作描绘成一幅从容、有节奏的动人画面。“那情景几乎使我忘记自己是生活在哪个世纪，默默地想着人类遥远而漫长的历史。人类好像就是这么走过来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精神的畅想抵消了史铁生身体上的苦痛，让他并不急于告别陕北。
善良的陕北老乡心疼史铁生，照顾他，让他干较轻的活——喂牛和放牛，这让史铁生心里充满感激。在陕北，唯一能代替人力的牛被乡亲们视为宝贝，喂牛又是一项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作，不是任何人都能胜任的。老乡把喂牛这样机要的工作交给他这个初到农村的小青年，充分说明对他的信任。孰料，这出于好意的安排，反而加重了他的病情。这完全是一场意外，在一次山野放牛时，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引起史铁生持续高烧，结果就卧床不起，稍稍缓解后也难以正常行走。如果史铁生在发病时能得到救治，起码及时退烧，或许不一定使病情发展到不可扭转的地步。可惜当地的医疗状况不能满足这种急迫需要——既无“120”系统，也无基本的急救设施。
如果史铁生有特殊的背景，也能及时获得救助。例如我们县曾经历两次特殊的空中“120”行动。一次是几名高干子弟被严重烧伤后，其同伴直接打电话给中南海，空军的直升机马上将伤员接回北京;第二次是一名知青“模范”人物不慎摔断腿，北京市派直升机降临黄土高原。但史铁生当然是不可能享受这种特殊待遇的。
于是治病就这样被耽误了。他不得不在1972年告别陕北，真正“病退”回北京。
史铁生回京后马上住进友谊医院，是在他父亲的搀扶下艰难地走进医院的。当时他曾暗中发誓：“要么好，要么死，一定不再这样走出来。”没想到一年之后却是被人抬着出院。为什么没治好病也没去死呢? 其中原因很多，一是天使般的大夫的挽救。一位王主任和一名护士长两次将他从死神那里“抢下来”，王主任后来劝他看书，说：“人活一天就不要白活。”这句话给他指出一条活的路，让他慢慢地做些事，于是慢慢有了活的兴致和价值感。还有就是朋友的支持和帮助，史铁生说：“我没死，全靠了友谊。”朋友们鼓励他，不时给他带来欢乐和对新生活的期待。(《我二十一岁那年》)
史铁生是在21岁时双腿瘫痪的。就像文章中所写的那样，他那时心情无比地糟糕和绝望。
比起邰丽华、姜馨田来，史铁生得以多享用了20年健全的生命，这是一件幸事。但同时，残疾对史铁生的打击又是那么突如其来，不像邰丽华她们，在不谙世事时就成为了残疾人，有一个慢慢接受的时间。在一个年少轻狂、风华正茂的年龄，陡然遭受了如此重大的打击，无异从天堂坠入地狱，无数梦想、无穷的雄心壮志，都化为泡影，那种痛苦绝望可想而知。
在史铁生双腿瘫痪之初，总有人劝他“要乐观些，你看生活多么美好呀”诸如此类的话语。可是这种话对史铁生几乎起不到任何激励的作用。史铁生心里说：“开玩笑，你们说的轻松，病又没得在你们身上。”尤其是在双腿刚刚瘫痪的时候，生命对于史铁生几乎已经失去了任何吸引力。他想：“要是不能再站起来跑，就算是能磨磨蹭蹭地走，我也不想再活了。”
当时，大夫告诉史铁生，他的病如果是肿瘤，可能还有的救，否则，这辈子就得准备在轮椅上过了。于是，史铁生整天用目光在病房的天花板上写两个字，一个是肿瘤的“瘤”，另一个字就是“死”。史铁生用这种方式祈祷，希望把这两个字写到千遍万遍，或许就能成真，不管是肿瘤还是死，都好。到后来，证实了他的病并非肿瘤之后，他就只写一个字了：“死”。
史铁生的病根是在18岁时落下的。那时他到陕西延川县插队，一次在山里放牛，遭遇暴雨和冰雹，高烧之后出现腰腿疼痛的症状。21岁时，史铁生因为腿疾而住进了医院，那一天是他的生日，从此，他再也没有站起来。这件事似乎再一次证明了生命的脆弱。只是一次淋雨，就无端瘫痪了双腿，让一个本来鲜活年轻的生命，无比地接近枯萎死亡。
但是，生命却又总是在脆弱的同时展现出它的韧性。就如同在地球上的高纬度地区生长着的地衣，在极其恶劣的自然条件下，依然能够存活。尽管它的生长速度慢得惊人，几百年也长不到一个平方厘米，但它却实实在在地生存着，它生存的目的就是不要死去，这是最基本的生命特质。
人的生命同样如此。余华写过两部著名的小说——《许三观卖血记》和《活着》。在《许三观卖血记》里，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许三观，从年轻到苍老历尽艰辛;每逢家庭变故，他就以卖血来挽救危机，甚至差点为此送命。一次次卖血后，唯一的补偿就是到饭馆里吃一盘炒猪肝，喝二两黄酒。在《活着》里，地主少爷福贵的一生中，败家，中年丧母、丧儿、丧妻，丧女婿，到最后，连唯一的孙子也死了，只剩下老了的富贵伴随着一头老牛在阳光下回忆。林肯的小故事)无论是许三观还是富贵，他们都没有明确的生存目标，只因为生命的惯性才活着。不管是屈辱还是风光，不管是甜蜜还是酸楚，生命都在静静地活着。生命不是必须承受苦难，但生命确实有足够的韧性承受苦难，“人间的灾难，无论落到谁头上，只要不死，谁都得受着，而且都受得了”。
对于史铁生而言，虽然在瘫痪之初，死亡对于他那么具有诱惑，甚至于他每天早晨醒来，都因为自己依然活着而沮丧;但是，他依然活着。瘫痪后的最初几年，史铁生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去路，忽然间几乎什么都找不到了。就像他文章里写的那样，暴躁易怒。为了逃避现实的世界，在正常人上班之时，他总是摇着轮椅，到那时还人烟稀少的地坛公园里去。自旦至暮，春秋往复，耗在这园子里。他去过了地坛的每一棵树下，无论是什么季节，什么天气，什么时间，他都在这园子里呆过。有时候呆一会儿就回家，有时候就呆到满地上都亮起月光。
我们可以想见史铁生那时的孤独苦闷，但是，不管活得多么艰难，多么痛苦，生命却始终默默地承受了这一切，死亡依然被一再耽搁。
所幸的是，在痛苦当中，还有亲友的爱在支撑他。母亲要他“好好儿活”的临终嘱托，一直萦绕在他心头。史铁生母亲的生命，因为儿子的残疾，也承受了无数折磨。史铁生瘫痪时，母亲已不年轻，为了史铁生的腿，她头上开始有了白发。医院已经明确表示，他的病情目前没办法治。母亲的全副心思却还放在给他治病上，到处找大夫，打听偏方，花很多钱
每一回她都虔诚地抱着希望，然而最终，却总是有多少回希望，就有多少回失望。
最后母亲终于也绝望了。于是，每次史铁生要动身出门，母亲便无言地帮他上轮椅，看着他摇车拐出小路。每一次她都是伫立在门前默然无语地看着儿子走远。有一次，他想起一件事又返身回来，看见母亲仍然站在原地，还是那样一动不动地站着，仿佛在看儿子的轮椅摇到哪里了，对儿子的回来竟然一时没有反应。她一天又一天送儿子摇着轮椅出门去，站在阳光下，站在冷风里。后来，她猝然去世了，因为儿子的痛苦，她活不下去了。这是她唯一的儿子，她希望儿子能有一条路走向自己的幸福，而她没有能够帮助儿子走向这条路。她心疼得终于熬不住了，她匆匆离开儿子时只有49岁。
史铁生在一篇题为《合欢树》的文章中写道：“我坐在小公园安静的树林里，闭上眼睛，想，上帝为什么早早地召母亲回去呢?很久很久，迷迷糊糊的我听见了回答：‘她心里太苦了，上帝看她受不住了，就召她回去。’我似乎得了一点安慰，睁开眼睛，看见风正从树林里穿过。”史铁生说，正是这样的爱，耽搁了他的死亡。
无论如何，既然活着，就不免就进入了另一些事情。就像小河里的水慢慢丰盈了，你难免就顺水漂流，漂进大河里去了，四周的风景豁然开朗，心情不由得也就变了。终于有一天，当史铁生又想到死的时候，心里说：“算了吧，再试试，何苦前功尽弃呢?凭什么我非得输给你不可呢?”这时候，他已经开始对死亡有一种幽默的态度了。
启发史铁生的，是卓别林的一部电影，名字叫《城市之光》。片中女主人公要自杀，却被卓别林救了。这女的说，“你为什么救我?你有什么权利不让我死?”而卓别林的回答令史铁生终生难忘。他说，“急什么?咱们早晚不都得死?”这句话让史铁生心中怦然一动：是啊，咱们早晚不都得死? 死是一件无需着急去做的事，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会错过的事。既然如此，何不先看看有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
于是，左右苍茫、四顾无路之际，史铁生想到了写作，想到用笔杆代替自己的双腿，来继续人生之路：“写作，在我的希望中只是怀疑者的怀疑，寻觅者的寻觅……写作不过是为心魂寻一条活路，要在汪洋中找到一条船。”
当时友谊医院有位老大夫对他说：“你一生都未必能有这样闲在的时候，你何不用这样的时间来读点书，整理整理自己的思绪?”史铁生说，这话对他来说终生受益。他初中二年级时赶上“文革”，没有好好读过什么书，很多世界名著等等都是在双腿残疾之后读的。他每天摇着轮椅去地坛，不是读书，就是思考。作家邵燕华在读史铁生的作品时曾不由感慨：“史铁生的随笔也让我拷问起自己的阅读。说来惭愧，他书中提到的诸多国外的思想家、作家有不少是我不知道的。”
1974年，史铁生为了生计，在北新桥街道工厂找到了一份临时工作。在这里上班既没有公费医疗，也没有任何劳保，所干的活儿是在仿古家具上画山水和花鸟，有时还画彩蛋，如出满勤每月30元工钱，但他为了看书和尝试写作，每天只干半天，一月下来只能领到15元，这活儿他一干就是7年。可是第二年史铁生又患上了严重的肾病，这次医生只给他留下了一个受损的左肾。由于体力的原因，他不得不辞去了街道工厂的临时工作，呆在家中一门心思地写作。
1979年，由于下肢麻痹、肾功能受到严重破坏，不得不造漏排尿。紧接着，由于肌肉萎缩，血液循环受阻，再加上每天长时间地坐压，褥疮发作，前景是败血症。1986年，前列腺引起的疼痛，使他不得不停止写作整天卧床……冬天，他那毫无知觉的腿，经不起寒冷，如果冻了，就有坏死的可能;夏天，全身的热量只能从上身排出，额头的痱子从来不断……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1980年，他创作出的小说《我们的角落》被田壮壮改编成了电视剧，在当时的影视圈引起了不小的轰动;1983年，他创作的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获本年度“青年文学奖”和“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4年，他的作品《奶奶的星星》又获该年度“作家文学奖”和“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他的小说《命若琴弦》还被改编成电影《边走边唱》，经过陈凯歌的精心导演，引起了强烈反响。
苦难似乎还在继续试探史铁生生命的韧度。1998年，下肢瘫痪的史铁生，由慢性肾损伤演变为尿毒症。从那时起，史铁生就只能靠血液透析来维持生命。透析的病人需要做手术，把肾部的动脉和静脉引到表层。透析时需要在三个点轮流针刺。长达9年，1000多次的针刺，使得史铁生的动脉和静脉点隆起成蚯蚓状。体内渗毒的血液从隆起的动脉出来，经过透析器过滤掉毒素，再由隆起的静脉回到体内。一个星期3次，在每次4个半小时的透析过程中，把全身的血液过滤几十遍——这就是史铁生日常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