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有着翻云覆雨能力的杜月笙在当时的十里洋场中，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不过杜月笙的一生功过是非争议很大。其中有一件事几乎让杜月笙和中共欠下血债，那便是他曾诱杀中共早期领导人物汪寿华。汪寿华被杀真相到底是什么?真的被杜月笙活埋了吗?杜月笙是如何活埋汪寿华的?接下来本站的小编来告诉大家吧!
汪寿华
一、震惊上海滩的一桩命案
汪寿华是中共早期工人运动的领导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参加中共四大。中共领导上海工人发动三次武装起义，汪寿华与周恩来等同为武装起义主要领导人之一。1927年3月，被选为政府委员和上海总工会委员长。
1927年4月9日的黄昏时分，杜月笙的管家万墨林步履匆匆地来到当时上海总工会的所在地——闸北湖州会馆，向汪寿华递上了一份请柬，说是杜老板有要紧事商议，请汪先生务必往杜公馆一叙。汪寿华一听连声称谢，他与杜月笙交情匪浅了，在青帮里，他排“通”字辈，“悟”字辈的杜月笙见了他都得喊一声“师叔”。
从1927年2月28日到3月8日，他同杜老板就见了不下五次面，杜月笙满口答应保护工会，全力资助工人纠察队，同时为中共党员在法租界内开会提供方便。像这样的一位支持革命事业的大人物，此次竟亲自派贴身管家前来邀约，又焉有不去之理呢?
4月11日晚上七点，汪寿华乘车如约来到华格臬路杜公馆大门口，他并没有留意到在华格臬路与李梅路转角处还停着另外一辆车。他大踏步走向公馆铁门，司阍笑容可掬地喊一声：“汪先生!”门扉徐徐开启，汪寿华直入中庭。就在此时，门外埋伏着的那辆汽车徐徐靠近汪寿华座车的左侧，当两车齐头并进的当口，神秘车辆右边的两扇车门瞬时打开，跳出两个彪形大汉，他们用枪抵住汪寿华司机同后排坐着的保镖的太阳穴，然后一拥而入汪寿华的车，伴随着一阵马达的轰鸣，汪寿华座车在彪形大汉的胁持下一溜烟驶离了现场，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沉重的铁门在汪寿华身后关上了，他并不清楚方才在门外发生了什么，依然兴冲冲地向前走，当他跨入灯火辉煌的杜公馆大厅的时候，才发觉情形有异：大厅里根本见不着杜月笙的影子，只有穿着东洋和服的张啸林，双手抱胸，杀气腾腾地瞪着他。
当汪寿华打算立即抽身折返时，早已埋伏许久的杜门“四大金刚”顾嘉棠、芮庆荣、叶焯山、高鑫宝，以及“老八股党”成员的马祥生、谢葆生便一拥而上，把汪寿华控制住，汪寿华拼命挣扎、大声呼救，力气最大的芮庆荣伸手捂住汪的口鼻，想要顺势把他闷死。这时一个惊恐的声音在楼梯口响起：“不要做在我家里!”杜月笙一直在二楼焦灼地等待着这场“鸿门宴”的结局，汪寿华的呼救声搞得他心烦意乱，他害怕汪寿华死在家里会把杜公馆变成不吉利的“凶宅”，以后就不好在家里接待客人了，他命令手下把汪弄到郊外去解决掉。
杜月笙
于是，“四大金刚”把汪寿华按进了公馆门外彪形大汉留下的那台车子里，车中已经备好了麻袋和绳索，车子由高鑫宝驾驶，向法华交界处的枫林桥方向疾驰而去。在路上，芮庆荣再下毒手，他一把捏住汪寿华的咽喉，汪昏死了过去，流氓们以为大事底定，便把汪寿华的“尸体”装进麻袋，用绳索绑好，他们把车停在沪西的一处树林边，准备将麻袋掩埋。
就在“四大金刚”挥土如雨的时候，那只麻袋里却传来了一阵阵的呻吟声!原来芮庆荣方才的力道没有用足，汪寿华只是昏迷了一阵，此时又苏醒过来了。做贼心虚的流氓们被这一突如其来的情况吓得魂飞魄散，他们七手八脚地把麻袋丢进土坑中掩埋，中共早期重要的领导人汪寿华就这样被残忍地杀害了。
汪寿华牺牲后没过几个小时，1927年4月12日凌晨两点半，打着“中华共进会”旗号的青帮分子一万六七千人从法租界一拥而出，他们手臂上系着“工”字臂章，携带大小枪械，兵分多路，向共产党控制的工人纠察队总部——商务印书馆、上海总工会会所——湖州会馆、商务印刷厂以及位于南市的华商电车公司展开进攻，震惊中外的“四一二政变”(国民党方面称为“清党”)拉开帷幕。
作为中共领导人物的汪寿华怎么会与青帮大佬杜月笙有瓜葛?而杜月笙为什么会打定主意对汪寿华痛下杀手?“四一二政变”骤然爆发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隐情呢?时值“四一二”九十周年，本文就围绕这些问题为读者们作一个简单的梳理。
二、共产党与1921-1926年的上海工人运动
要真正理解杜月笙与汪寿华之间的恩怨纠葛，还需要从1920年代中共在上海开展的工人运动说起。根据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作为目标，因此发展工人运动，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是共产党最为重要的工作。毫无疑问，上述的道理对于1921年新生的中国共产党是无从例外的，中共在诞生伊始便接受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和资助，参照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组织和发动城市中的工人队伍，一直是中共早期主要的工作内容。
1927年3月，上海工人纠察队在市区内游行
然而，近代中国的工业化水平还处在起步阶段，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产业工人数量少之又少，而且基本上都集中在沿江、沿海地区的若干大城市内，这其中上海的地位则尤显重要。作为当时全国最重要的工业中心，上海是产业工人人数最多也最集中的城市，据不完全统计，1920年代上海的工人总数即不下四五十万人，仅从事纺织业的工人就达到二三十万，无疑为中共开展工人运动提供了十分良好的条件。1921年8月11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成立，专门负责处理工人运动的各项事宜。早期中共的工作重点集中在开办工人补习学校、成立工会以及领导工人罢工等方面，在共产党员的积极努力下，自1921年10月至1922年底，虽然也曾经在日华纱厂与浦东英美烟工厂发动过规模较大的罢工，但是很快都以失败收场了。
此后中共领导的工人运动就陷入了低潮，究其原因，一方面，中共作为新兴的革命政党力量还十分弱小，独立领导的工人运动在军阀与外国势力的干涉下很容易失败;另一方面，中国落后的工业化水平，决定了工人的阶级觉悟不高，而且就像裴宜理(y)的研究发现的那样，当时上海的工厂之中存在着大量植根于地缘与血缘网络的，带有浓厚封建性的“行会”与“帮会”组织，这都给纯粹以马克思主义来发动工人带来了巨大难度。
在这样的严峻局面下，中共开始适时地调整了自己的工运策略，结合裴宜理、李达嘉等学者的相关研究，可以将中共的策略简单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是通过实现国共合作来壮大自身力量。1922年8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华，召集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了西湖会议，传达了共产国际希望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意见。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正式通过了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议。不过在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上，中共依然反复强调了保持其自身组织独立性的重要意义：“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
1924年1月，国民党召开一大，正式改组，决定容纳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在广州设立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上海等地则设立执行部，代行中央职权，指挥各省党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建立以后，一大批共产党员进入执行部承担了各部门的重要职务，包括毛泽东、邓中夏、恽代英、罗章龙、李立三、向警予、杨之华都先后在执行部工作过，通过协助国民党建立基层的区分部，共产党在上海的组织能力得到极大提升。
1924年于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一大
同时，以国民党名义举办的上海大学则成为了共产党培养工人运动家的摇篮，由瞿秋白和施存统担任系主任的社会学系云集了一批重要的共产党干部担任授课讲师，包括蔡和森、恽代英、萧楚女、张太雷、任弼时，他们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启发学生参与社会运动。总之，自国共合作以来，共产党领导的上海工人运动，因为对外打出了国民党的旗号，而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第二，是积极介入帮会势力。陈独秀在1920年就意识到了青帮在上海工人中的巨大影响力：“上海社会是哪一种人势力最大?......大部分工厂劳动者，全部搬运夫，大部分巡捕，全部包打听，这一大批活动力很强的市民都在青帮支配之下。”
为了能更有效地团结工人，一部分共产党的工运领袖亲自加入了青帮或者洪帮等帮会组织，这其中就包括了在纺织与烟草工人中开展工作的李启汉，在内外棉厂组建总罢工委员会的陶静轩以及在五卅运动时期领导上海总工会的李立三(李立三在发动1922年安源路矿工人罢工时就十分成功地利用了当地的秘密会党组织，见笔者拙文《安源：寻找中国革命的另一种可能》)。
正是由于共产党与帮会的这一层特殊关系，类似杜月笙这样的上海帮会头目对共产党都十分照顾，杜有一种模糊的认识觉得共产党是革命力量，不可随便得罪，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直到“四一二”前夕，汪寿华与杜月笙还可以维持频繁的交往。
第三，是努力与资产阶级达成统一战线。正因为中国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和力量都不足以单独领导革命，建党后长期担任中共领导人的陈独秀一直坚持所谓“两阶段”的理论，即现阶段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任务是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革命的领导权应该由资产阶级掌握，无产阶级只能从旁协助，而只有在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之后，无产阶级政党才可能通过发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政权。
虞洽卿
本着这样的想法，中共在上海推动工人运动的同时不忘积极联络以资本家、商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尽管共产党以最终消灭资本主义为政纲，看似与商人的利益并不一致，然而在军阀混战、外资侵入、民族工商业发展举步维艰的近代中国，以反帝爱国为号召，至少在陈独秀所言的革命的“第一阶段”，商人与共产党仍然是可以找到相互合作的空间的。
通过上述三方面的策略调整，中共在上海实现了与三支势力的结盟，即国民党、帮会组织及工商业资本家，这种大范围的社会联合无疑为上海的工人运动开辟了崭新的前景，同时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1925年的“五卅运动”是共产党统一战线策略的一个十分辉煌的胜利，在帮会和商人的积极援助下，李立三领导的上海总工会发起了两百家企业、二十多万工人参与的总罢工，罢工坚持了三个多月)。然而，正如裴宜理所指出的，这种联合是“结构松散而脆弱的”，联盟内部各方面的利益诉求并不完全一致，潜在的紧张关系一直存在，并且随着1926年末北伐军的迫近江浙而迅速浮上表面。
三、上海三次武装起义与联合阵线的濒临崩解
1926年7月9日，蒋介石正式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在广州誓师北伐。北伐军出师以来，一路势如破竹，至10月已兵临武昌城下，彻底击溃了盘踞两湖的吴佩孚势力。之后，北伐军便向东进攻直系军阀孙传芳控制的东南五省，经过激烈争夺，至11月8日攻克孙军重兵把守的南昌;与此同时，由何应钦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则由粤东进入福建，至12月，福建全境底定。
1926年7月9日，蒋介石在广州誓师北伐
尽管北伐以来形势一片大好，中共方面却颇有忧患意识，经历了1925年的“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蒋介石与共产党的关系已然难称融洽，中共方面自然有理由担心，随着北伐的军事进展，蒋在国民党中的地位水涨船高，是否会对共产党构成威胁。因此，中共对北伐采取的态度是，在北伐军占领地区积极发展工农运动，奠定无产阶级革命的坚实基础，同时全力支持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迁往武汉，以期造成一个由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主导的革命中心。
而对于此时身处上海的共产党人，局势同样纷繁复杂。上海作为全国的经济中心，一直为各方所瞩目，中共在上海的斗争目标是一方面尽快驱离留在上海的军阀残余势力，另一方面又要赶在蒋介石的嫡系武力进据淞沪之前，先行建立起一个控制在共产党手中的革命政权，以迫使蒋的承认。
共产党积极联络以虞洽卿、王晓籁为代表的上海工商业资本家，希望资产阶级能够参与到未来革命的上海市政府的筹建工作中来。严格的说，当时上海的大商人对于与共产党合作是并没有太大的负面情绪的，时任上海总商会会董的王晓籁的言论很能代表当时工商界人士的看法：“我虽是商人，但喜欢改革政治，与CP一块来做事也不怕。”“我不知左中右派，只知目前努力。”上海的工商业者只希望共产党能够维持市面稳定、工厂运转正常，且能保证在新组建的上海市政府中分享权力，至于国共间政治主张孰是孰非，倒并非他们首要关心的问题。
为了能早日夺取上海政权，1926年10月23日及1927年2月19日，在中共上海区委(当时中共在上海的最高领导机关)的策划同组织下，上海总工会发动全市工人进行了两次武装起义，不过由于仓促起事，力量悬殊过巨，起义很快遭到孙传芳军阀势力的镇压而归于失败。
正在中共积极准备接手上海政权的过程中，其与国民党、与资产阶级的联合阵线关系却开始越来越难以维持：就国民党方面说，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此时几乎完全控制在共产党人手里，这激起了国民党右派极大的不满与嫉恨，他们急于排除中共势力于上海;而就资产阶级方面说，虽然上海的工商业者有意识地去与共产党接触并争取与其合作，但随着上海的工人运动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愈发高涨，劳资关系日益紧张，工人不断的罢工、罢市令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大受干扰，让资本家们大感头痛，亦给资产阶级与共产党的合作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
除此之外，中共在上海面临的最大困局便是，尽管其工作全部围绕在遏制蒋介石的势力进入上海，但是由于工人队伍自身的力量薄弱，又需要寄希望于蒋介石的北伐军尽早攻打上海，以利于自己夺取政权。
陈独秀
可是，对于接连发动了两次武装起义的共产党来说，此时已经没有太多的选择，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向前走。在第二次武装起义失败之后，中共专门成立了“特别委员会”作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发动机关，由陈独秀亲自坐镇，以政治、军事、宣传为三大重点，军事委员会则专门交由周恩来领导。
为了保证起义的成功，对当时上海总工会领导的工人纠察队进行了进一步的武装和武器训练，至第三次起义举行前夕，上海工人纠察队中已有1800人可以使用武器，并掌握了三百余支长、短枪械。3月20日，国民革命军东路军白崇禧的部队已占领松江，而薛岳所率的第一师则抵达了上海近郊的龙华。
中共方面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于3月21日展开全市的总同盟罢工、罢课、罢市，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了最终胜利，紧接着，作为向无产阶级政权过渡的“上海临时市政府”于3月29日建立起来，这个市政府虽然在名义上有虞洽卿、王晓籁等人的参与，但实际上完全由共产党掌握。总之，在北伐军进入上海的当口，共产党与国民党、与上海的工商业者的关系似乎都已面临最后摊牌的阶段，而杜月笙、黄金荣等控制的帮会势力则仍然处在游移观望的状态中。
四、蒋介石假手杜月笙实施“清党”
蒋介石对共产党在上海的策略实际上是十分清楚的，在3月下旬，上海临时市政府宣告成立之时，蒋就致函对方，表示“务望暂缓办公，以待最后之决定。”蒋介石此时最大的隐忧是担心自身陷入武汉国民政府与上海共产党的两面夹击之下，此时鲍罗廷(共产国际派至国民党的顾问)及武汉方面已经担心蒋会成为军事独裁领袖，脱离掌控，因而发起了一个“提高党权”运动，想要一举收回蒋的军事权力。武汉方面对“上海临时市政府”立刻表示承认，并且表示工人纠察队是革命武力，进入上海的各军官长有妨害纠察队的，都将被视为“反革命分子”，这些指令无疑都是针对蒋介石而发的。
1927年4月4日，蒋介石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人物
蒋介石认为在上海与共产党决裂已经刻不容缓，但为了掩人耳目，他派出杨虎、陈群、王柏龄等人潜入法租界，与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会商，组织上海工界联合会，并以“中华共进会”的名义招徕青帮、洪帮分子，力图在短时间内组建起一支人数可观的武装力量，“以组织对组织”，向工人纠察队发起进攻。
对杜月笙来说，先前共产党与国民党尚未决裂、蒋与武汉方面关系亦未见明朗之时，自己也不便表示支持何方势力，而现在蒋总司令既然已明确了“清共”的意思，同时又声言会照顾杜老板视为禁脔的法租界烟、赌事业，那不鼎力相助一番是实在说不过去的。
为了能令工人纠察队在毫无提防的情形下“束手就擒”，杜月笙与其青帮手下拟定了一个诱杀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的计划，于是便出现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4月12日，汪寿华牺牲之后，工人纠察队骤然失去了领导者，在“中华共进会”的大肆进攻下，很快陷入被动，不久驻防上海的二十六军即以“调停工人械斗”的名义，开始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装。翌日，二十万工人发动罢工请愿，抗议青帮组织对工人纠察队的袭击行动，但游行遭到上海戒严司令部的血腥镇压，军队随即在上海大肆搜捕和屠杀共产党人，上海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1920年代，中共在上海努力建立起与国民党、帮会组织与工商业资本家三方面的合作关系，但上述合作在北伐战争迫近上海的时刻变得无法再继续维持，共产党希望在上海确立无产阶级政权的方针与其它曾经合作过的势力构成了十分尖锐的利益冲突，随着蒋介石的武力强势进入淞沪地区，曾经持观望态度的帮会势力和资产阶级都纷纷投向了蒋的阵营，对其发动“清党”表示支持。
杜月笙仅有的军装照，四一二后其挂名国府“少将参议”
中共在上海的失败可以视为其在大革命中失败的一个缩影，最根本的问题还是没有掌握革命武力，单纯依靠城市中的工人阶级与其他势力的联合虽然可以在一个阶段内有所收获，但必定无法保证革命的成功。此后，共产党的革命重心便开始逐渐向农村地区转移，中国革命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而对于杜月笙来说，他在“四一二”中的表现，无疑是给蒋介石纳了一份大礼，此后他在上海滩的声势更加如日中天，不仅成了国府的少将参议，荣登法租界公董局华董，还插手金融，组建中汇银行，而随着中共退出上海的工人运动，各大工会也皆落入杜老板之手，史称“黄色工会”。
后世的一些人颇乐于夸大杜月笙在1927年的“神勇表现”，视之为蒋介石“四一二政变”成功的最重要因素。不过，正像著名报人徐铸成先生在《杜月笙正传》中所说的那样：“杜月笙在这次血腥镇压中，不论‘功劳’多大，毕竟只是一个工具。”1927年4月12日，杜站在尸山血海上成就的“不世之功”无非是特定的历史环境下的产物，然而历史不会每次都周全他的“美意”，杜老板的“罗曼蒂克”终将迎来消亡的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