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诊所以低收入者为主要客源
近年来，西安市各级卫生行政部门不遗余力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打击非法行医专项整治活动，每次行动都要付出大量的人力物力，但在城中村和城乡接合部等地带，非法行医现象仍然反复出现。他们由公开转入地下，大多数只在中午、晚上、休息日营业，跟执法监督部门打起了“游击战”， 一旦遇上执法检查，立即转移或逃走。
对此雁塔区卫生监督所谢琨道出执法人员的无奈，就是怎么打也打不死。
那么缘何会出现这种情况，难道非法行医就没有人能治得了吗?谢琨认为，主要原因还在于黑诊所有人去光顾，也就是有利可图。
以最近一次集中打击活动为例，2月4日，雁塔区对丈八街办双水磨村的5家黑诊所进行了取缔，现场有11人在该诊所就诊。
3月24日，当执法人员再次对该村整治时，仍有3家在继续开业，有9人在此就诊。
到这些没有资质的黑诊所就诊的人普遍文化水平低、收入低，医疗信息掌握较少，只要能治好病、便宜，诊所合不合法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非法行医者正是瞅准了这种需求见缝插针，以外地民工、学生、农民等低收入者为其主要客源，并迅速在城乡接合部、城中村蔓延。靠着这些比较稳定的客源来维持生计，这也是非法行医打不死的根本原因。
卫生部门难以形成震慑力
黑诊所往往都是“一桌、一台、一柜、一床”，租几个平方米小房间，既当住房又开诊所，在柜子里摆一些空药盒，备少许常用药，根本就不怕查，就算是查处没收了，他们也亏不了多少，不用花多少钱和时间就可以马上开业。另外，由于非法行医不用缴纳任何费用，药品大多从地下市场批发，不从正规的医药公司购药和医疗器械，比合法医疗机构成本更低、利润更大，而且价格低廉，所以有丰厚的利润。由于利润诱惑，促使他们置患者的生命健康于不顾，敢冒被查处打击的风险而与执法者周旋。
打击非法行医的法律依据是1994年颁布实施的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中的相关规定，处罚力度偏小。比如《条例》中对无证行医只规定了卫生行政部门责令立即停止执业活动，没收违法所得和药品器械，并处以1万元以下罚款。若非法行医者不自觉履行“停止、罚款”等处罚义务，卫生行政部门并无权实施强制执行，只能等待60天后申请法院执法。由于非法行医者的高流动性，往往使处罚难以执行，许多非法行医者把药品匿藏起来，关门走人，执法人员也根本无可奈何。所以，这种对黑诊所的行政处罚收效甚微，打击过后，很快死灰复燃。
为了加大打击力度，每次打击行动卫生部门都联合公安、监察等部门共同进行，以增加对非法行医者的震慑力，但是作用不明显。比如公安机关的任务是在现场维护秩序，只要不发生暴力抗法或阻碍执法的情况，公安机关也不会出面干涉。而且公安机关对案件的移交有其部门的规定和条件，而非法行医者往往逃离现场，不会配合卫生部门制作完善的执法文书，因此难以取到完整的、符合案件移交条件的有效证据，致使大多数案件难以移交，这也是非法行医者更加有恃无恐、屡禁不止的原因之一。#p#副标题#e#
就医者防范意识淡薄
卫生执法人员在打击中发现，非法行医者在城中村很容易租到房子，而当地村民为了赚取租金，不会问诊所是否合法，甚至有的房屋出租户为了租金，不仅将房屋出租给非法行医者，还帮其藏匿药品、器械，而且还为其通风报信。
现在很多黑诊所不论大小，都号称包治百病，尤其是那些隐匿在正规医院中的非法行医者更是具有欺骗性。谢琨说，在每次打击非法行医行动中，都有部分群众不知道黑诊所与正规医疗机构有何区别，在一些患者的眼里只要门上有红十字的标志就是医院，穿着白大褂的就是医生，再加上所谓的祖传秘方、独家配方、包治百病，患者就掉进非法行医者精心设计的陷阱里，甚至于有的患者阻挠执法，为黑诊所开脱。
卫校、职高生竟成主力军
申请开办医疗机构不仅有地方医疗资源规划的配额限制，而且必须是取得医师证5年以上的人。即使是正规院校的一名临床医学本科毕业生，要以最快的速度获得《医师执业证书》也需要两年，而这些未获证者在非法行医人群中有相当的比例。
另外，近些年来，医疗专业学校特别是一些卫校、职高等专业学校无计划的盲目招生，使得许多既无技术职称又无法取得行医资格的学生源源不断地流到社会。这些学生的学历往往不被国家承认，无法报考医师资格考试，虽学医而从医无门，部分人便加入非法行医者的队伍中，这部分人成为非法行医队伍中的主力军。
6年时间，有关部门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来打击非法行医，然而却因为诸多原因无法彻底改变黑诊所非法行医的现状，如何将黑诊所彻底赶出医疗市场，还患者一个洁净的就医环境?这个问题亟须各方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