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患艾滋病的男子董某，性侵醉酒男性朋友李某，被判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这是《刑法修正案九》施行以来，北京市法院审判的首例“男男”强奸案。
本案被告人董某，1972年生，住北京市顺义区，曾因犯盗窃罪、危险驾驶罪两次获刑。
顺义区法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4月14日22时许，在顺义区某住宅楼卧室内，董某趁李某（男，41岁）酒后熟睡之际，性侵了李某。
案发后，董某主动投案。其与被害人李某已达成和解，并获得谅解。
而董某自己承认，他于2015年感染了艾滋病。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董某强制猥亵他人，其行为已构成强制猥亵罪，依法应予惩处。
鉴于其系自动投案，已赔偿被害人损失并获得谅解，故其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法院予以采纳，依法对其从轻处罚并宣告缓刑。
2017年10月10日，顺义法院判处董某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
李某为何会在酒后睡在董某家的床上？
对此，董某的辩护律师简短地透露，李某与董某是关系比较相熟的朋友，所以在与李某喝酒聚餐后，董某将其带回家中，其倒头就睡，给了董某可乘之机。
他表示，由于双方当事人目前已经达成和解协议，所以他不便再说详细案情。
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11月1日起生效的《刑法修正案（九）》首次将男性的权利纳入刑法的保护范畴，将强制猥亵罪中的“妇女”修改为“他人”。
律师表示，这一改变历史性地填补了我国男性性权利保护的空白，但仍与对妇女的保护存在一定差别。
从司法实践中来看，猥亵妇女和强奸妇女的区别在于是否发生传统意义上的性交，而量刑上对强奸罪的处罚要明显高于强制猥亵罪。
律师举例称，强奸罪有多种加重情节，最高可判死刑，强制猥亵罪最高刑为有期徒刑（单一罪名最多15年）。
举例而言，女性受害人遭受侵害后自杀的，可直接判处强奸罪，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而男性受害人自杀的，若判处强制猥亵罪，则只能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但如果受害人为男性，则丝毫未体现猥亵行为和强奸行为的差异性，基准刑仅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这样的规定实际上不利于受害人的保护，因为施害程度不同受到的处罚相同，那么无异于鼓励施暴者‘变本加厉’”。
律师强调，虽然总的来说，男女性权利保护存在“区别对待”，但并不意味着性侵男性无罪。
针对北京市法院审判的首例“男男”强奸案，被称为“中国性学研究第一人”的原中国人大社会学系退休教授潘绥铭则表示：
“过去对于强奸猥亵案，是将区分性别放在第一位。就是被强奸猥亵对象必须是妇女，男性不包括其中。在我来看，这种将性别放在第一位来认定被性侵害的对象，是极其不合理的。”
潘绥铭认为，过去对于男性遭受性侵害的集体忽视，也与个人意识不强有关。这些年，随着个人意识越来越强，人权保障思想也随之得到强化，很多人认为，性侵害的对象不再只是女性，这种思想意识的改变，促进了相关法条的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