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李教授您好。针对艾滋病的防治，从法律与公共政策角度应该是怎样一个应对思路？在今天大多数人都已经意识到还没有非常有效的治疗手段和药物的情况下，艾滋病作为一种后果比较严重的流行病，从整个社会的支付成本来说，是防略胜于治略吗？而要在全社会范围内有效地预防艾滋病、控制其传播进程，是不是必须依赖于强有力的相关法律措施和公共政策的出台？
李楯：艾滋病问题是医学问题还是社会问题，相信经过艾滋病２０多年来在全球的蔓延和发展，每个人心里都会有明确的答案。我个人有这样一个观点：艾滋病问题使很多社会问题明朗化，并把政治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问题凸显了出来。
从世界各国防治艾滋病的历程来看，艾滋病问题所反映的绝不仅仅是艾滋病，要想解决艾滋病问题，有很多相关的问题需要一并解决，如社会不公问题、贫困问题、歧视问题、经济发展问题，等等。所以说人类与艾滋病问题的斗争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观念和社会现实的变化都不是一朝一夕的。
从目前看，尚没有针对艾滋病的有效药物和治疗手段，因此预防艾滋病、控制艾滋病的传播是整个社会更加紧迫的任务。防略与治略，至少是并重的。在全社会范围来创造一种非医学的环境和氛围，使艾滋病在传播的速度上得到有效的控制，这一工作若没有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将很难有多少成效。中国政府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中国官方总结出来的适合中国特点的艾滋病防治原则是：“预防为主，宣传教育为主，防治结合，标本兼治，综合治理”。#p#副标题#e#
记者：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２６日国务院印发了《中国预防与控制艾滋病中长期规划（１９９８－２０１０年）》，在《中长期规划》出台以前，我国政府是怎样防治艾滋病的？
李楯：我们国家对艾滋病问题的关注，应该说是比较早的，也是比较重视的。从１９８５年我国第一例艾滋病人出现，国家就开始高度重视。此后针对艾滋病出台了一系列行政法规。从法规角度的变化来看，我国针对艾滋病问题的公共政策思路，到１９９８年《中长期规划》出台为止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从１９８５年开始的第一个阶段，公共管理思路体现的是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思维方式：把艾滋病拒于国门之外。为此采取的措施，如严格的进出人员检测制度，甚至是强制检测，在今天看来涉及到了对人的基本权利的侵犯。但是在中国对世界开放、与国际主流接轨的进程日益加快的背景下，这种措施是不可能长久的。
第二个阶段的开始是从１９８９年我国云南发现一个村落比较集中、普遍地因吸毒而感染艾滋病。当时的主要政策手段是，由公安部门主导、用十分严厉的措施禁毒、禁娼。这样做效果究竟好不好？今天大家也都看到了，并不明显。
第三个阶段，是１９９５年前后，卫生部发现全国２３个省在卖血、非法采血中传播艾滋病开始。为此国家制订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包括《献血法》、《血站管理规则》等。与此同时，通过性传播和母婴传播的病例也在迅速增加。自此，我国进入了艾滋病病例的快速增长期。
从第三个阶段开始，我国政府将艾滋病的预防与控制工作作为关系到民族兴衰、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的战略问题，而纳入到政府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等国家领导人对这个问题先后都有过批示。#p#副标题#e#
记者：《中长期规划》所提出的目标，从您在基层的考察来看，落实得怎样？
李楯：我认为是基本到位的。有数字可以证明。１９９４年和２００１年，中国政府分别在全球艾滋病防治政府首脑会议的《巴黎宣言》和联合国艾滋病特别联大上签字，郑重做出了政治承诺。１９９６年建立了“国务院防治艾滋病性病协调会议制度”。２０００年出台了《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从２００２年开始逐步在疫情严重的地区建立１００个县级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从２００１年起，中央拨付的艾滋病防治专项经费由原来的１５００万元增加到１亿元，并决定从２００２年起至２００４年，每年投入２２００万元用于河南上蔡县等地的艾滋病病人救治工作。２００１年国家投资１２．５亿元国债，地方配套１０亿元，用于加强中西部地区的血站基础建设和设备投入。２００２年至２００３年，中央政府投资２９．２亿元国债资金用于全国地方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建设，加强预防控制疾病的综合能力。国家还建立了治疗艾滋病药品进口注册及研制报批的快速通道，批准了进口治疗艾滋病药物的免税。２００２年，解决了抗病毒治疗药物的国产化问题，目前已批准生产４种国外已过专利保护期的抗病毒药物，使药价由约４万元／年／人下降到３５００元／年／人。２００３年国家组织生产抗病毒药物５０００份，全部用于河南、安徽等重点地区艾滋病病人的救治。
卫生部副部长高强今年就中国遏制艾滋病流行行动提出了５项措施：增强政府的责任，责任落实到人；政府承诺对经济困难的艾滋病患者免费提供治疗药物，同时，中央和地方政府投资１００多亿元加强传染病医疗救治体系的建设；完善法律法规，加强对危险行为的干预措施，如借鉴国际经验对吸毒人群试行美沙酮替代疗法和针具交换、在娱乐场所实行安全套推广策略等；保护艾滋病患者的合法权益，反对社会歧视；积极开展国际合作。这些措施至少表明了政府在艾滋病防治工作上的一种十分坚决的态度。#p#副标题#e#
记者：目前中国现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已达到１００万人，您刚才也说“我国进入了艾滋病病例的快速增长期”，到底是高增长还是低增长？您怎么看待这些数字？
李楯：数字并没有问题。但不能简单地看。我们国家人口比较多，地区差异也很大。这么说吧，从全国来看，我国艾滋病病例目前确实是低增长。但是，在局部高危地区，艾滋病病例的增长速率已达到６０％，这个速率是绝对的高增长。如果我们对此没有足够重视与及时的措施，全国的低增长现状很可能就会被局部地区的高增长事实所颠覆。艾滋病的传播速度是“级数”式的，一旦蔓延开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会达到一个很庞大的数字。对待数字，我们要有理性的认识。１００万的数字也许并不精确，在有些人看来，或许少了，但数字的连年递增说明了一种趋势，传递了一种信息，可以使我们对艾滋病在中国的蔓延现状有一个大致准确的形势判断，我认为这些信息比数字本身更加重要，也更有现实意义。
目前中国的艾滋病发展形势的确很严峻。正如数字所显示的，在全球居第１４位，在亚洲居第２位。如果措施不得力，中国很有可能在几年以后成为世界艾滋病大国。以目前的感染人数为基数，照目前的速度递增下去，到２０１０年中国的艾滋病感染者将达到１０００万，按１３亿人口算，每１３０人当中将有一个艾滋病感染者，那意味着什么你想过吗？在非洲有些国家，１／３的国民是艾滋病病人，那里的人们说：“当每３个人里就有一个是艾滋病时，就不可能奢望所谓健康、所谓安全的性伴侣了，自然也不可能存在所谓歧视”。所以说即使面对“低增长”的统计结论，我们也乐观不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