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成功是中国历史的知名人物，他在中国如今也是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也是海峡两岸的重要的历史人物，有郑成功在才能更好的联系两岸的关系。
揭秘：日本也把郑成功奉为日本人的“民族英雄”？
郑成功（资料图）
郑成功（1624年8月27日－1662年6月23日）名森，字明俨，幼名福松，明末抗清名将、民族英雄。南明皇帝赐明朝国姓朱，赐名成功，永历帝封延平王。出生于平户。1645年清军攻入江南，不久其父郑芝龙降清。郑成功在中国东南沿海抗清，成为南明后期主要军事力量之一，一度突袭、包围清江宁府（前明南京），但终遭击退，只能凭借海战优势固守海岛厦门、金门。1661年率军横渡台湾海峡，翌年击败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大员（在今台湾台南市境内）的驻军，开启明郑时期，不久病死。郑成功死后，台湾民间设有庙宇（包括后来的延平郡王祠）加以祭祀。
郑成功于康熙元年（1662年）率将士数万人击败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被后人称为“民族英雄”。但颇令人费解的是，隔海相望的日本竟也将郑成功奉为“民族英雄”。文史学者研究了日本人特殊的考虑。
其一，郑成功有日本血缘。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曾是一名海盗首领，流落在日本多年并与日本女子田川松结合，于明朝天启四年在日本平户海滨产下郑成功。
其二，郑成功抗清正中日本下怀。1646年郑成功起兵抗清，成为南明最主要的抗清势力。而日本征服中国的野心，从清朝时期开始进入实际操作阶段。敢于与清朝对抗的郑成功，正吻合了日本敌视中国的需要。
其三，郑成功兴台符合日本野心。由于郑成功拒不投降满清，其后人也长期割据台湾抗拒统一，这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日本企图霸占台湾、大搞分裂的野心。在他们眼中，郑成功是第一个日裔子孙经营台湾的例子。
其四，郑成功被歪曲成日本武士。在日本作家近松门左卫门的《国姓爷合战》中，把郑成功这位中国民族英雄形象肆意加以歪曲和改造，以符合日本政治军 事目的之需要。他们胡说郑成功是在日本长大，还给他起了一个日文名字“和藤内”。这出戏连续3年在日本上演不衰，观众多达20多万人次。
台湾博物馆“国宝”：郑成功画像
郑成功大军四次向日本借兵内幕：明末对日借兵始末
据日本人加快郑芝龙投降清朝后，其子郑成功仍旧孤军奋战，支持明朝，并四次向日本国派了使者，要求援军（乞师）和物资（乞资）。
清朝就这样开始了对中国的统治。但明朝的遗臣首先拥立神宗的孙子福王，试图进行抵抗。可是他们步调不齐，在南京失陷、福王被俘之后，接连地拥立了唐王、鲁王、桂王等，逐渐被追逼到边远地区。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流亡缅甸的桂王（永明王）政权覆灭之后，明王朝终于在形式上也灭亡了。清世祖死后，以英明而闻名的圣祖康熙帝即位。
另一方面，在日本，以庆长五年的关原之战为转折点，霸业由丰臣氏而转入德川氏手中，元和元年大阪夏季战役招致丰臣氏的灭亡，从而巩固地建立了德川幕府对全国的统治。第二年，家康死去，经过秀忠至其孙家光执政时，彻底施行锁国令，幕藩体制的基础日益巩固。明清交替时期正好是家光当政的时代。
郑成功父子
《国姓爷合战》是近松门左卫门博得好评的剧作之一。故事的梗概如下：
明王朝被与鞑靼王勾结的叛逆李滔天（李自成）灭亡，思宗皇帝被杀，公主好不容易逃到海上，飘流到日本肥前的平户海滨，被和藤内所救。和藤内实际上是明人老一官与日本的一位女子所生的混血儿。他听说父亲的祖先危急，与父母一起奔赴中国。途中打死了老虎，来到甘辉将军的狮子城。最初甘辉将军不表露自己的心迹，中间经过将军的妻子--和藤内的异母妹妹--锦祥女的自杀悲剧，两人终于宣誓共讨逆贼。于是和重臣吴三桂协力打倒了李滔天，胜利的完成了明王朝的愿望。
说明王朝得以复兴，这当然是对史实的歪曲，但仅就主人公和藤内的原型郑成功是明人郑芝龙与日本女子（田川氏）所生的混血儿，为包围明王朝的孤垒而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奋斗--这些主要的事实来看，应当说《国姓爷合战》中是反映出来了。看来剧中写到明王朝的复兴是出于作者的同情，作者出于对有一般日本血统的郑成功的亲近感，及对其忠诚的共鸣，而想在剧中实现其未能实现的理想。另外，剧名叫“国姓爷大战”，是由于唐王曾把明皇室的姓--朱--赐给郑成功，以后世人都称他为国姓爷。
郑芝龙出生于福建的泉州，据说他十八岁时来岛日本的平户。最初居留于日本，可能是从事于日中之间的秘密贸易，后来投身于海盗集团，当上了在福建沿海一带进行掠夺的海盗首领。
郑成功就是郑芝龙与肥前松浦藩下级武士田川氏的女儿结婚后所生的儿子，幼名福松，中国名字叫森，七岁时渡海去中国。
父亲郑芝龙后来归顺明朝，凭其实力当上了福建总兵，由海盗一变而为剿灭海盗的官军;在明、清交替时期曾效忠于福王，福王被清军俘获后，拥立唐王;但后来又倒戈效忠于清朝，与其子郑成功对立;最后被清朝扣上谋反的罪名处死。他的一生确实充满了波澜。
另外一方面，郑成功在其父降服清朝之后仍然效忠不屈，远与桂王联系，以福建的厦门一带为根据地，辗转奋战，而且一度溯长江而上，进逼南京，几乎把南京城攻陷。但事业未成，被迫不得不从大陆撤退，转而进攻台湾。这是清世祖顺治十八年（日本宽永元年）（1661年）的事。
第二年，郑成功三十九岁，壮志未酬而死去。其子郑经继承其事业，继续与统治大陆的清朝政府对抗。但郑经于1681死去，及其子郑克爽继立，终于屈服于清朝。这是清圣祖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的事情了。
郑氏家族向日本乞师
如上所诉，郑氏家族几代反抗清朝政府，在此期间，曾经不断地向日本派出使者，要求派遣援军和支援物质，并派出船只同日本进行贸易。这里我想就其经过事实进行一些考察。
日本正保三年，郑芝龙派遣的正使黄征明从福州向日本出航。但途中遇到暴风，船只飘散，其中有的刮回大陆，为清军所捕获。黄征明本人也身阻海上，不得已而重整小船，重新派遣陈必胜、黄征兰二人为使者，据说他们到达长崎是九月初。
使者带来郑芝龙的书信总共八封，其中致日本的正京天皇两封，将军三封，长崎王（长崎奉行）三封。根据林春斋的《华夷变态》记载，给正京天皇的一封信的内容是这样（郑芝龙的原信未传，这是林春斋根据其父林罗山列席幕府会议讨论时的回忆而写的）：“……附隆武皇帝（唐王）之赦旨，引周之彭濮、唐之回鹘之事，意在求借劲兵也。前云借兵五千，今欲更多，以战胜敌兵。”并带来许多礼品，要求派遣强大的援军。
关于“……前云借兵五千，……”，我准备以后再谈。据说幕府接到这些书信后，以老中们为中心，反复地讨论了数天，当时“尾张和纪伊的两位大纳言和水户中纳言”所谓御三家也来到江户，发表了意见。看来是但是极为重大的事件，慎重地予以对待。
其结果，据林信笃的《宽永小说》说，御三家均赞成出兵，“据云尾张大人云：‘三人中，吾居长，应派吾为主将。’自己要求出阵。反对的仅有井伊直孝，他反驳说，御三家的意见有一定道理，是可以信赖的，‘但，……关于求援事，吾以为不会立任何功劳，亦无益之至。’结果大家认为井伊直孝言之有理，取消了派遣援军。”
不过，据《南龙公谱略》说：“赖宣卿云：国家出援兵，无功则不仅为本邦之耻，且长期与外国结仇，成为永世之害;如我兵有功，得其地亦荒其田，于国无益，反招后世之弊，不可从其请。……”由此看来，反对的不是井伊直孝，而是御三家中的一家--纪伊的德川赖宣，情况略有出入。不过，总的来说，有相当多强有力的赞成意见，赞成的似乎占优势。但最后大概是慎重论取胜，暂且决定观望静候。这里说暂且，是因为一般人认为虽然暂时决定采取拒绝的态度，而其实正如石原道博等人所指出的那样，在内心里始终没有完全放弃出兵的意图。
接着准备特派丰后府内城主日野根织部正等人为正使去长崎，直接向郑芝龙的使者转达幕府的意见。这是传来了唐王和郑芝龙的据点福州沦陷的消息，于是把一切都取消了。如《细川家谱》中说：“此次大明兵乱，平户一官（郑成功）乞援事，书翰虽到，无法应之。书中疑问之点甚多，但为大明与日本之长远计，上意可派遣上使赴长崎，询问一官使者情况，然后传达上意。此时长崎十月四日书函到达，报告福州失陷。事已如此，一切无及矣。遵照上意，可将上述有关情况奉告江户有关方面，并转致阁下。诚惶诚恐，谨言如上。”由此可知当时的具体情况。这是阿部对岛守等三位老中给细川肥后守的一封信。由此可以看出，虽然勉强做出不予支援的决定，但考虑到“大明与日本之长远计”，采取了相当含混的态度;也可了解其中的经过是由于接到福州失守的报告，感到“一切无及矣”，才放弃了一切计划。派遣上使当然也取消了。
前面已经谈到，以后郑芝龙投降了清朝，但其子郑成功仍旧孤军奋战，支持明朝，并向我国派来了使者，要求援军（乞师）和物资（乞资）。
其第一次是在郑芝龙的使者来日候的第三年--即庆安元年（1648年），《华夷变态》中收有他的求援信的译文（日文）。信中说：“……余生于日本，思慕日本之心尤深。今处艰难之际，恳请日本以叔侄、兄弟之情待余，施予恩惠。”以血缘相连的唇齿真情。幕府虽进行过讨论，但未复信，看来是未予受理。
第二次是在三年后的庆安四年（1651年）。徐鼐的《小腆纪年附考》中说：“（辛卯十二月）明朱成功（郑成功）取漳浦，遣使通好日本。”指的就是这件事。据后文说，这次是郑成功为了补充物资的短缺，根据参谋冯澄世的献策，向日本接待物资，以此补充短缺，同时卖给吕宋（菲律宾）、交趾（越南）、泰国等，以获取利润。
文中曾写到：“已获日本铅铜之助。”另外如中村久四郎等人所诉，可以想象郑成功等人的军中已经有日本刀和日本式的甲胄等。由此来看，完全可以想象一直从日本获取某种援助。--即使没有幕府的正式援助，也会有民间人士某种形式的声援。
第三次是万洽元年（顺治十五年）（1658年）六月，他派遣的使船载乘员一百四十七人，进入长崎，带来了书信和各种物品。书信开头写着“启上日本国上将军麾下”，原文收入《华夷变态》。但幕府“未及复书”，未予理睬。
第四次是万治三年（1660年）七月，命其部下张光启向日本借兵。《海上见闻录》上写道：“命兵官张光启，往倭国借兵。”指的就是这一次。沈云的《台湾郑氏始末》上也有内容大体相同的记载，关于这次的结果，他写道：“日本上将军不予发兵，助铜熕（铜制大炮）、鹿铳、倭刀为备。”大概乞师的事情未成，但乞资的事情取得了一些成果。
郑成功的请援使有以上四次。但最后一次乞师的第三年，他壮志未酬，死于南海之地。继承其遗志的是郑经。
郑经也有一次乞资。时间是在宽文三年（清康熙二年）（1663年）。
这次乞资的经过是这样：郑成功的哥哥、郑经的伯父郑泰本来就有二心，被郑经察觉后，遂令其自尽。当时从其遗物中发觉郑泰把同我国贸易所收获的大量银钱寄存在长崎。因此，为了拿到这笔银钱作为“恢剿逆虏之资”，而给长崎奉行送去了一封信。
结果是多半银钱已经被倒向清朝方面的郑泰的孙子郑奎舍和郑泰的侄儿郑按舍领走，看来郑经的意图基本上没有实现。不过，郑经对日本国进行的那种活动，可以算作广义的乞资。
郑成功的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日本人。
郑成功的祖上1000多年前告别荥阳故土，辗转固始，落草闽南。
郑成功诞生于日本平户市，该市建有郑成功庙，其上高悬“荥阳之光”匾额。在郑氏族人的心中，“荥阳之光”是对郑成功的至高“家奖”。
郑成功的父亲为郑芝龙，受明朝朝廷招安前为一海盗首领。母亲是日本女子田川松，明天启四年（1624年，日本宽永元年）农历七月十四日（8月27日），在日本平户海滨产下郑成功，因此郑成功是中日混血儿。七岁之前跟随母亲住在平户，1630年郑芝龙将他带回南安教养，因受限于日本禁止女人离境的规定，故田川氏并未随行，郑芝龙延聘儒士教育郑成功，以便争取科考功名。先世自光州固始县［今河南首潢州县］入闽，居漳州，再移粤之潮州，至始祖隐石公，复居泉州南安县。七岁回中国后，十五岁考中秀才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明思宗自缢，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在这样的乱世里郑成功入南京国子监太学读书，拜当时南京礼部尚书钱谦益为师。
郑成功有四弟。唯一同母的是终身未曾离开日本的七左卫门（又名田川次郎左卫门），目前还有后人在日本。
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率先到台湾开发，后到日本经商贸易，并同日本女子田川氏喜结良缘。明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农历七月十四日，郑成功再日本平户千里滨海滩上一巨石下诞生，取名福松，又名森，字 明俨，号大木。七岁时郑成功从日本回到故乡石井。
郑成功之父郑芝龙，小名一官，字甲，号飞虹（或飞黄），福建南安县石并乡人。从小不喜读书，好舞枪弄棒，可以说是天生的土匪性格。18岁就出外闯荡。《台湾外记》卷一云：“至天启三年癸亥夏五月、程有白糖、奇楠、麝香、鹿皮欲附李旭船往日本，遣一官押去。”此官就是郑芝龙，他到日本之后，娶了一日女瓮氏为妻，也就是郑成功的生母。
混在日本的郑芝龙后来又被在日一华侨首领收为义子，并因此继承了一只走私船队，成为了大款。但天性不安分的他又伙同其他走私分子筹措军火密谋造反，事情败露之后仓皇出逃。成为了横行无忌，为害东南沿海的“倭寇”，而台湾正是其老巢。后郑芝龙这个大盗受朝廷招安，被封了个游击将军。郑芝龙一面剿海盗，一面作生意，两手都抓，两手都硬。不但剿灭了多路海盗，还和不光日本，外加西班牙、荷兰、葡萄牙都建立起了贸易关系。因为剿匪卓有成效，一直升至福建总兵，同时还是富甲一方的巨商。可谓财源兴隆，仕途顺利。
按史料，郑成功是在郑芝龙逃离日本那段时间出生的，而回到父亲身边的时候，约为7岁，取名为森。和父亲不同，郑森走的是一条读书进士的传统文人之路。
崇帧十七年三月明亡后，福王朱由崧称帝于南京，当时郑森21岁，正在南京太学拜名士钱益谦为师，因才华过人，胸有大志深为钱所赏识。既然能被以文才之名誉天下的钱老师看重，应该说郑森和乃父那种痞子不是同类人了，不过老爸的思维方式对他也有很大影响，这从以后可以看出来。
可惜当时的南明实在不成气候，除了福王，还有唐王、鲁王、潞王、靖江王等多个政权，且互不买帐，均高举民族主义大旗，置大敌当前不顾，拉起山头，各以正统自居。结果是一个接一个灭亡。福王败亡之后，唐王朱秉键又在福州即位，是为隆武。隆武即位后，对手握重兵的郑芝龙当然即位倚重，不但封公，还加为太师。但郑芝龙心怀异志，无意抗清。隆武元年，郑芝龙引郑森晋见隆武。隆武问之，对答如流。隆武抚森背曰：“惜无一女配卿，卿当尽忠吾家，无相忘也”赐姓朱，改名成功。（《靖海志》），这样，郑森就成了朱成功，也就有了后人称谓的“郑成功”之名。
那时，郑芝龙与洪承畴早有暗中联系，所以撤走军队，放清军长驱直入直抵福州，隆武逃亡。在降与不降的问题上，父子决裂了。《台湾外记》卷二载，当芝龙召成功议降清事时，“成功劝曰：‘吾父总握重权，末可轻为转念。以儿细度，闽粤之地，不比北方得任意驰驱，若凭高恃险，设伏以御，虽有百万，恐一日亦难飞过。收拾人心，以固其本；大开海道，兴贩各港，以足其饷。然后选将练兵，号召天下，进取不难矣。’” 郑成功的远见和野心由此可见，郑芝龙已老，胸无大志，畏惧清兵势大，意图自保。而读过书的郑成功则更明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意在在乱世中干一番事业。
郑芝龙降清后，随即被挟北上。清兵袭击了他的老巢安平，其妻翁氏亦不免于难。《靖海志》卷一云：“芝龙既降，其家人以为可免暴掠，遂不设备。贝勒至安平，乱兵大肆淫掠，成功母亦被淫自缢死。成功大愤，剖其母腹．出肠涤秽，重纳之以险发丧后遂起兵。”这个深仇大恨，使得郑成功从此打起反清复明旗帜，与满清成为了死敌，尽管后来双方曾经就招安多次谈判，旷日持久，但郑成功从未在气节上让步。
刚开始的时候，郑成功兵少粮缺，只游荡于厦门海域。逐渐逃散各地的郑芝龙旧部纷纷投来；明朝的宗室旧臣，亦寄恢复之望于他也纷纷投奔。而久实力不断壮大。并攻取厦门，拥兵五六万，声威大振，永历四年八月，并郑联、郑彩之兵，掌控东南海上抗请之领导权．且以金、厦作为基地，转战于海澄、泉州、同安、潮阳等地，屡败清朝派遣入闽之援军，南明永历朝加封其为彰国公。
当时，西有李定国，南有郑成功，一个纵横西南，一个称霸海上，二人皆为抗清柱石，李定国的作为，扭转了南明对清得战局态势，而郑成功的势力，亦令清庭束手无策，两人联手本来必可大有一番作为。李定国兵出云贵，大破清平南王孔有德于桂林，兵抵闽浙之际，曾经主动通函约会，要求与郑成功联手抗清，然而郑成功始终含糊其词，甚至毁诺不行，使得改变战局的良机屡屡错失。从永历四年到永历九年，李定国共有九次来函约郑成功出兵协助或夹击，但郑成功八次失约，毫无联手会师的诚意。使李定国孤掌难鸣，先胜后败，无力独自打通两广直至闽浙的路线。后来郑成功终于“命张名振、洪旭率领十二镇水师入长江，捣金陵，以乏粮而攻温州、台州，克复舟山。八月又遗黄廷等征揭阳，大败清将刘伯禄，光复潮邑，二路均于克复即回。”（《靖海志》）。但郑成功挥军北上，却非为增援李定国，而是出兵牵制清人军力，保其根据地的安全。
那么，郑成功这段时间在忙什么呢？在忙于和清廷议和。清廷打郑芝龙这张牌，意欲招抚郑成功，郑成功开始是拒绝，后来则是口头允诺，但要价是“必有三省方就和。”还提出军队自行管理，“不赴京，驻于闽”。又不断要求议和后辖地由—府而四府，而三省，所辖地应“比高丽，不剃头”亦“不奉东西调遣”’“不受部院节制”，拥有地方自治权。此等谈判自无结果，而且“成功虽云就抚，而接诏不开，衣冠如旧，且纵兵焚概侵扰延、建，情甚叵测”（《清世祖实录》），郑成功这明显意在显示无所谓议和不议和，含有挟军自重以获大利的意思，促使议和官员为其向清廷请求让步。双方就这么时谈时战，时间从永历七年到十二年，计有六次（也有七次之说），尽管清廷多次迁就，甚至默认了郑成功的部分要求，但从策略上却是达到了拖住郑成功，以便各个击破的目的。
清廷主要的顾虑是一旦西南与东南合师成联合之势，则非清军所能防御。因是最佳之策在招抚，利用郑芝龙与郑成功谈判，以“牢笼”郑成功，孤立李定国，分裂西南与东南联合形势，抽调全国主力军投入西南战场，夺回战略主动地位，进而除去孤立无援而所向无敌之李定国，以便于瓦解永历朝。郑成功并不傻，在和议刚起时就说过：“清朝亦欲结我乎，将计就计，权措粮饷，以裕兵食”（《清史稿 郑成功传》）。就是说，郑成功对和谈从来没有抱有过高的期望值，不过借此扩充实力而已。那么是郑成功短视，不懂唇亡齿寒的道理吗？也不尽然。
我这里以小人之心测度，郑成功虽有反清意愿，却并无复明之志。暂时臣服于南明不过是有个招兵买马的招牌而已，所以郑成功无心与南明真正合作，也不可能认同李定国打通两粤，联接东南西南，扩大“革命根据地”想法，比如永历八年，李定国曾依约计划攻入粤东，郑成功正议和，为示信于清竟毁诺不援。郑成功议和所争取的也无非个人地位、领土、兵权、征粮权等权益得失而已，丝毫未曾为南明着想过。其一心只致力于经营并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意图是在实力强大，清廷无能为力之后，迫使清廷默认自己的小政权，若南明有可能得势，也一样。其最后羽毛丰满之际将会是“南面为王”之时。所以，郑成功与南明和满清同时保持若即若离的态度。曾拒绝永历朝对他的封王，对流亡投靠来的鲁王也只赡养，不予过多理会。其他如朱舜水、张煌言、徐敬平等反清复明义士也不重用，更有甚者，竟毒杀了鲁王手下的抗清名将张世振（这一点史家有争议，但从郑的个性看，可能性很大）。
郑成功以舟海之师，进可功，退可守，强大时可沿江直驱而上，失败了最不济也可以浮舟于海岛，可谓万无一失，“大不了下海打游击”。何况郑成功出身海盗之家，继承了乃父早年桀骜不逊的性格，故而行事多不顾大局，只为自己打算。史载郑成功“凡事独行独断，不与人商量”“用法严峻，果于诛杀”，“虽在亲族有罪，不少贷，凡有犯奸者必死之。”（《清史稿 郑成功传》），故有论评其尚法太严厉，这都是个性使然。郑成功为人高傲、刚直、易记恨，对人苛刻，致近乎专横残酷，按现代心理学，乃因“自我中心症”所致。自我中心者对人对事莫不以自我观念为衡量标准，不符其观念多予以排斥。由于郑成功此种性格，导致部下多有反叛降清事件发生，最初就曾经因此使得厦门得而复失，后来名将施琅也因而得罪被逼降清，直接导致台湾被清廷收复。
固然和谈给予郑成功扩充实力的时间，水陆军力休整补充达百万之众，经几年的训练，半数已成精兵。然而这时南明已然势弱，郑成功虽羽毛渐成，但孤掌难鸣，坐地为王的可能性反而降低。为不至坐以待毙，于是就有了孤注一掷，一仗决生死的北伐，这也是一次海盗风格的冒险，因为此时大势已去，孤军深入的结果极可能是一败涂地。郑成功对此并非没有意识到，他战前曾对众将言“此番孤军侵入重地，当于死中求生。胜此一阵则破竹之势成，功名富贵近之矣。进生退死，本藩当身先陷阵，以为尔率。尔等其勉之。”（《靖海志》）。军事上失利后，郑成功最后一次使出求和招数，为时已晚。没有了后顾之忧的清廷不会再养虎为患。
这时西南已平，厦金危在旦夕，就在这样的局势下，郑成功断然东征，收复台湾作为立身基地。张煌言闻成功征台，曾寄书劝阻，并指责此举“纵偷安一时，必贻讥千古”。郑成功当然不为所动，因为相对于势力和地盘，复明并不是他的志向。
和李定国这样面对危难，一心致力中兴，死而后已的真正民族英雄相比，郑成功虽无亏大节，但无视大体，一心利己，只顾个人局部利益的强豪只能算个枭雄。这不是贬抑，“枭雄者，占人和，点点滴滴之利益皆出己力，所以栖身择木，逐渐飞腾”（李剑宏《论枭雄》）。现在看来，无论东南还是西南的抵抗，最终均无力阻止满清一统天下的大势。然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赤胆忠心，力挽狂澜的英雄人物，更值得钦佩。
然而，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郑成功的功绩则更伟大。因为没有郑家盘踞台湾，清廷不会视之作眼中钉，一心收复，最终使得江山归于一统。否则，以封建帝王和正统文化之保守观念，或许今天台湾就不再属于中国的版图，而是归属另外某个国家或是一个独立国了。在这个意义上，名列入名垂青史的民族英雄之一员，郑成功倒是当之无愧的。
当世枭雄，在后世成为英雄，历史的变化就是这么有趣。
日本人眼中的郑成功
在中国，郑成功家喻户晓，是一位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的爱国者与民族英雄。三百多年来，一直为国人所景仰与缅怀。日本人对郑成功则有一种特殊的尊敬感和亲近感，认为他也是有大和民族血统的亚洲英雄。日本的文学家、戏剧家从江户时期开始，就创作了一系列作品，赞颂郑成功。近现代的作家们也创作了一系列文学作品：在日本出版界开创了一门“国姓爷文学”，受到日本人的青睐，经久不息。因此，郑成功同样长期受到日本人的敬重、怀念和传颂。本文试从几个角度论述日本人眼中的郑成功。
日本平户郑成功庙内郑成功塑像
郑成功（1624-1662年），福建南安人。本名森，又名福松，字明俨，号大木。后由南明唐王隆武皇帝赐国姓朱，名成功，并封忠孝伯，故又称国姓爷。“Koxinga”一词是外国人对他的习称，即源自“国姓爷”。郑成功为明朝最后一个强调反清复明的官员，并驱走当时占领台湾的荷兰人，并且流传下极富传奇色彩的古迹和故事。
郑成功的父亲为郑芝龙（1604－1662年），又名郑一官，号飞黄，祖籍固始县（今河南省潢州县），福建泉州府南安石井乡人，明末清初最大的海商兼军事集团首领，先后归附明清两朝为官。郑芝龙，台湾郑氏王朝的开创者。一生共有5位妻子，其中第二位妻子田川氏（也称翁氏）是日本人。当时日本当局对郑芝龙很重视，“长崎王使芝龙主舶”，平户藩主松浦也送宅邸给他居住。明朝天启三年（１６２３年），郑芝龙到日本做贸易时，与当地女子田川氏结为夫妻。明天启四年（日本宽永元年）的农历七月十四日，即1624年8月27日，田川氏在日本平户一处名为“千里滨”的海滩捡拾海贝、海菜时，忽然感到腹痛难忍，便急忙走到一块岩石上，很快就生下了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就是她的长子郑成功。后来人们便将这块石头叫做“儿诞石”（又叫“生儿石”）。从这一点我们看到，郑成功的母亲是日本人，他的身上也有日本的血统。郑成功的童年是在日本平户度过的，7岁时离开母亲只身回国，住在福建南安安平镇（今晋江安海镇）。可以说在7岁之前，一直和母亲生活的他是接受了日本文化的早期熏陶，他最早接触的语言也是日语了。因此从血脉上来讲，日本人在一定程度上也将郑成功认为是他们大和民族的历史人物，亦视之为大和英雄，如今日本平户（今长崎县平户市）海滨尚有“儿诞石”，成为一个名胜地，慕名前往观光的人很多。
郑成功的活动是在国内明清王朝交替和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略东方的时期展开的。1646年（清顺治三年）秋，清兵进攻福建，隆武帝被生擒，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掌握隆武朝廷军权，在已降清的洪承畴勾引下，率兵归顺了清朝。郑成功反对父亲降清，率领部下先在广东南沃岛起兵，继而挺进厦门鼓浪屿，1650年（清顺治七年）占领厦门、金门两岛。以后与清军展开不断的战斗，逐步收复了福建漳、泉地区，并控制了北至浙江舟山，南至广东潮惠的东南沿海地区。
1659年夏，郑成功率水师10余万北上，经舟山溯长江，连克瓜州、镇江等城，围攻南京，从瓜州（江苏镇江）直逼金陵城下。为明心志写下了一首题为《出师讨满夷自瓜州至金陵》的七绝：
缟素临江誓灭胡，雄师十万气吞吴，
试看天堑投鞭断，不信中原不姓朱。
这首诗充分显示了他的胸襟和文采。
7月围攻南京，误中清江南总督郎廷佐的伏兵计，折兵回厦门。翌年，清军分三路进攻厦门，被郑成功击退。郑成功在坚持抗清的同时，又和侵占我国领土台湾的荷兰殖民者展开长期的斗争。荷兰殖民者于1624年（明天启四年）侵占了我国的台湾，对台湾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并不断骚扰福建、广东沿海地区，激起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慨。1652年（清顺治九年），台湾爆发了以郭怀一（郑成功父亲郑芝龙的旧部）领导的抗荷武装起义。1655年（清顺治十二年），郑成功为了抗议荷兰殖民者在海上的掳掠，曾下令禁止商船到台湾贸易，在经济上给荷兰殖民者以有力的打击。
1661年4月，郑成功令长子郑经防守厦门，亲自率战舰120艘，将士25000余人，在金门料罗湾誓师东进收复台湾。经过激烈的海战，郑军击沉荷军主力舰“赫克托”号，收复了“赤嵌楼”。在近一年的争夺中，荷军伤亡近2000人，损失惨重。1662年2月1日，荷兰侵略军被迫投降，被侵占达38年之久的台湾终于重归祖国怀抱。
在日本占领台湾期间，日本人在原清朝供奉郑成功祠庙旁兴建“开山神社”，也用来供奉郑成功。同时号称“日本莎士比亚”的著名剧作家近松门左卫门（1653－1724年）曾写了一部以国姓爷为题材的歌舞伎剧，风靡一时，在日本出版界开创了一门“国姓爷文学”。其后，日本连续出版很多取材于郑成功的文学作品，形成一个系列。直到二战以后，日本出版界仍对郑成功情有独钟。不仅上田微古馆的《郑成功的盔甲》一书仍是日本男女老幼津津乐道的通俗演义，中山光义的《国姓爷合战》（1952年）一文还被收入青少年世界名著文库。此外，饭泽匡的《国姓爷》（1956年）也被收入日本国民文学全集。在郑成功诞生200年后，日本人在其诞生地建立了一块郑成功纪念碑，碑上鎸刻着由平户藩儒臣叶山铠轩撰写的碑文。碑文撰述了郑成功父亲在日活动，并郑成功一生经历，颇有史料价值，兹节录如下：
“明延平郡王郑将军成功，初名森，字大木，小字福松。其父芝龙福建南安人，以庆长壬子来本邦。幕府召见，问以外国事，命馆长崎。遂徙吾平户“河内浦”，娶土人田川氏女。屡访藩士家，学双刀技。既而田川氏娠，一日出游千里滨，拾文贝，俄将分娩，不暇还家，乃就滨内巨石以诞，是为成功。实宽永元年七月也。土人今犹名其石曰“儿诞石”。田川氏复生一男。芝龙留妻及儿，屡往来外国，称平户老一官。成功年七岁，芝龙请使妻儿渡海，幕府听之。母以弟犹幼，不肯俱往。成功数致书迎之，乃诣长崎，渡海。弟之冒田川氏，称七左卫门，留住长崎。芝龙入海寇颜思齐党，颜死而其党归芝龙，遂收台湾，仕明，积军功，封平国公。成功稍长，风仪秀整，倜傥有大志，读书亦颖敏，不治章句。明主隆武一见伟之，赐姓朱，改今名；拜御营中军都督。于是人或称“国姓爷”，不名。母亦寻封“国夫人”；在泉州城为清兵所围，城陷，军民皆溃。田川氏叹曰：“事既至此，何面目复见人耶。”登城楼，自刭投水死。清兵曰：“妇女尚尔，倭人之勇可知。”芝龙保安平，与清将窃通信纳降；成功泣谏不听，遂降。先是黄征明、赍隆武及芝龙书、币，诣长崎乞援兵。幕府下议执政及三藩，三藩皆欲出援兵。议未决，适报芝龙降清，乃谕诸侯以援兵议罢。成功谏父不听，且痛母死非命，慷慨谋起义兵。时虽列爵，未尝豫兵。诣孔庙，焚儒服，拜揖而去。纠众，得数千人，称“忠孝伯”、“招讨大将军”。闻永历即位，改元奉朔，据南澳。郑鸿逵据白沙、郑彩据厦门、郑联据梧州，互相犄角；攻略沿海郡县。陷同安，进侵泉州。又袭夺彩军，始据厦门。连陷漳浦、诏安；南靖平和、海澄、长泰。进围漳州，凡六阅月，城中食尽，人相食，死者枕藉七十余万人，援至，解围而去。越三年，复攻漳州，清将刘国轩降，献城。于是，成功就厦门立府，改名“思明州”，分所部为七十二镇。设六官，分理所务，择贤任之，便宜封拜。其所施为，鼓动一世。永历遣使就拜成功“延平郡王”，命图恢复。吾万治元年，成功奉敕欲取金陵，定南都。乃大举北上，众号八十万，陷浙江诸州县。二年七月攻陷镇江，登岘山，大飨士卒。令全斌、黄昭等守镇江，属邑皆下，直欲进取金陵。甘辉曰：“瓜镇为南北咽喉，但座镇此断瓜州，则山东之师不下，据北固，即两浙之路不通，南都不劳而定。”成功不听，竟薄金陵而败走。甘辉死之，成功乘流出海还厦门。三年五月，满、汉大兵分道来侵。成功自勒所部，扼海门。北人不谙水性，晕注失列，成功乃横击之。北兵弃船，登奎屿又从鏖战。北将达素仅以身免，还福州自杀。竟成功之世，北兵不敢来窥。成功以厦门单弱，亟思拓地。先是因中国骚剧，红毛酋窃占据台湾。成功率兵攻之，遂招降其酋以复台湾，以赤崁城为“东宁府”居之。永历蒙尘，声问不通，成功叹曰：“沿海幅员上下数万里尽弃之，英雄无用武之地。然息兵休农以俟时，未晚也。”于是制法律、创学官、计丁庸、养老幼，台人大集。吾宽文二年，清改元康熙，使吴三桂攻永历于缅。缅酋内叛，永历殂于三桂之手，明亡。讣至，成功愤惋得疾而卒，年三十九。子经嗣，奉明正朔，北兵屡来侵，辄击却之；又出兵攻略闽、广诸州。经或作锦，病而殁于东宁，年三十二。子克塽嗣，幼弱，政出多门。清人侦知，击灭台湾，克塽降。年十四至京，授“汉军公”，敕令归葬父祖于南安。
现在日本九州平户市川内浦地方，还保留着他的故居以及他亲手种植的竹柏树。近年来，日本人为了祭祀他，还在郑故居附近的九山公园内修建了一座纪念他的香灵庙。
郑芝龙降清后，清兵袭击了他的老巢安平，其妻翁氏亦不免于难。《靖海志》卷一云：“芝龙既降，其家人以为可免暴掠，遂不设备。贝勒至安平，乱兵大肆淫掠，成功母亦被淫自缢死。这个深仇大恨，使得郑成功从此打起反清复明旗帜，与满清成为死敌，尽管后来双方曾经就招安多次谈判，旷日持久，但郑成功从未在气节上让步。不幸的是，矢志复明灭清扶明的民族英雄郑成功却在收复台湾五个月后一病不起。为寿不永，年仅39岁。正是：壮志未酬身先丧，千古遗恨泣英雄。
由于郑成功与日本平户的特殊渊源关系，因而在平户至今仍保留着许多纪念郑成功这位作为日本侨生的中华民族英雄的历史遗迹，主要有：
郑成功儿诞石 它位于川内浦港千里滨海滩的一块岩石。据说，这块石头原来很大，由于经过长年的浪击和风化，现已变得很小了。为了保护这块值得纪念的石头，当地政府在这块石头的靠海一侧用水泥石墩垒起了一道防护墙。紧靠这块岩石的旁边，立有一块石碑，上刻“郑成功儿诞石”几个字。
郑成功居宅迹 平户郑成功旧宅地在川内浦港。这里在历史上是平户港的副港，当年停泊着许多从这里启航的中国船、荷兰船。由于历史的变迁，现在这里仅是一个小小的渔村。郑成功的幼时旧宅地就在此港的小山丘上。经过几百年的风雨变迁，其旧居已荡然无存，现仅有一块写着“郑成功居宅迹”的木牌。另外，在居住地前的空地上长着一棵竹柏树，据传为郑成功亲手所栽，如今枝繁叶茂，挺拔高大。距“居宅迹”木牌不远处，另有一块稍大的木牌，写着郑成功父子的事迹。凡是到此参观的中国人，都要驻足良久，凭吊这位中华民族的历史功臣。
郑延平王庆诞芳踪碑 这是在郑成功诞生２００多年以后由平户第３５代藩主松浦乾斋于１８５２年建立的。该碑位于千里滨临海的公路旁，通称“郑成功庆诞碑”。碑高２。２米，宽１。５米，厚约半米，碑顶略呈弧形，碑座为方形。碑上端横刻“郑延平王庆诞芳踪”八个大篆字，下端刻有楷书碑文，共１５００余字，全面、精炼地记述郑成功的生平事迹，以及对他的高度评价。最末处署有 “嘉永五年壬子冬十有二月中瀚平户亲卫队长领土社曹叶山高行谨撰多贺嘉彰敬书”，表明立碑是嘉永五年，即公元１８５２年，碑文作者是名儒叶山高行。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和风雨的不断冲刷，有的字迹已渐渐模糊，不甚清晰了。据告，石碑刻成后，于１８５２年在该市举行了盛大的揭碑仪式，并从此开始每年都举行祭祀活动。现在，平户每逢７月１４日这一天都要举行“郑成功节”，相当热闹，以表达当地人民对郑成功的怀念和敬仰。
郑成功庙 该庙位于平户市丸山公园内，坐西北，向东南，占地很小。庙前有一座牌坊，牌坊前数十米处有一座完全中国式的阁楼，可登临远眺。该庙虽小，却是日本第一座纪念郑成功的庙宇。庙内供奉着一尊郑成功威武的坐姿铜像，身着袍服，冠戴束带。坐像上端高悬一块“忠义正气”的匾额。每逢郑成功的忌日或逢五、逢十的冥寿期，都有不少人前来祭奠。据了解，该庙是长崎华侨和平户市民为纪念郑成功逝世三百周年而修建的，然后又从台湾台南市延平郡王祠请来了郑成功的这尊分灵，以安放在庙内供奉。平户人民对郑成功有深厚感情，由此可见一斑。
郑成功手植椎木第二代这株树现生长在平户中学操场内，枝叶繁茂。据传此树之原木为郑成功渡海回福建前夕所植。可惜原木在１９４８年该校整修操场时被毁，后移植其分枝，即成为现在的这株椎木。树旁立有一石碑，上刻诗并署名曰：“郑森往昔在壶阳，讲武修文炼铁肠。此树当年亲手植，到今幡郁绿苍苍。三位伯爵原诠题。”
上述诸多历史遗迹，都充分表现出郑成功与日本的深厚情谊以及日本人民对郑成功的无限崇敬和怀念。实际上，日本人认为郑成功是他们大和民族的历史人物，一来由于血缘；二来是因为利益的驱使，日本征服中国的野心，首先是在清朝的身上开始操作的，对抗清朝的郑成功，正符合了他们敌视中国的口味；三来是日本长期妄图将台湾从中国分裂的深厚情结。
但是，郑成功没有与日本幕府结成一家来对抗满清，他还是选择自己中华儿女的身份，因此他无愧是中华民族的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