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9日，吴样胜近两百名老乡在石龙医院用手组成心形。
如果说，我第一次发帖时，那个杀死女儿的念头一闪而过，那么现在我怀疑我是否真的能控制住这个魔鬼。——— 吴样胜
7月8日凌晨1点多，在“世界工厂”东莞石龙镇一个出租屋里，江西男子吴样胜正在为要不要杀死3个多月大的脑瘫女儿而焦虑。他是一家美资企业的质量工程师，和做文员的妻子加起来，月薪6000元，付不起每月万元治疗费，而且，医生说，女儿越大情况会越糟。
如果他真想杀女儿，就不会把这个念头写在网上，“当时只是一种发泄。”但帖子让他成了媒体焦点。吴样胜说，警察后来找到他，要他保证不再说杀女儿的事，否则就是蓄意谋杀，可以把他拘捕。涉事的石龙人民医院指责他制造噱头，别有用心。但更多网友表示同情，激辩杀还是不杀。
新生儿脑瘫
3月23日，吴样胜妻子薛艳在石龙医院生下一名女婴。吴说，婴儿脐带绕颈两圈，医生做B超时没有发现，而产科医生使用催产药，致使婴儿在宫内窘迫；在近3小时里，胎心检测仪显示胎心率异常，但医生怀疑是仪器问题和检测位置不对，3次更换仪器，其后是医院交接班时期，吴找不到护士，直到一名刚做完手术的医生过来，立即施行剖腹产。最后发现婴儿还吸入胎粪，重度窒息，抢救十多天后，送上海、广州大医院，诊断为重度脑瘫。
吴样胜后悔当时不懂得第一时间封存病历，但他有意录下了与产科医生的对话。这名医生承认，“当时的操作的确有问题，根据标准，胎心率异常持续10分钟以上就要考虑宫内窘迫，当时胎心过缓已经持续了有15分钟，但我就想再等一会，看会不会升上去，如果当时马上进行手术，就好一些。”
和其他父母一样，吴样胜本对孩子寄望甚高，常对同事说孩子长大了要送去习武，妻子怀孕时都舍不得让她洗一件衣服。抢救时，他独自躲在角落里哭泣，很多亲友劝他放弃治疗。一个朋友捧着鲜花来看他，告诉他一个真实故事：一个老教授生了2个儿子，大儿子是个傻子，小儿子很正常。临终时他很后悔当时没杀了大儿子，大不了坐几年牢。现在害了老大不说，自己死后，小儿子会像自己那样照顾他哥吗？
然后这位朋友说，人生需要取舍，该放弃的时候要果断放弃。
医生早已表态说，孩子十有八九有智力问题，除非奇迹出现。吴样胜一度有些动摇，但最终还是盼有奇迹。他憎恨医生，却又送红包请求他们全力抢救，还哀求新生儿病房的清洁工帮他看看，躺在38床、浑身插满管子的宝宝会不会哭，会不会吃奶。
“宝宝现在很好，”5月8日，吴样胜在天涯论坛上告诉关心孩子的网友，“宝宝喜欢看光亮的地方，喜欢空气好的地方，生气的时候两只手摸到自己的脸，害怕的时候两只手会护住胸口。我很庆幸当初没有放弃宝宝。”
但孩子出生2个多月后，颅骨重叠很明显，前额可见鲜明骨缝，正是脑瘫症状之一。脑袋还是出院时那么小，邻居称她是小脸美女。各地医生和吴样胜一样无计可施，他母亲一边安慰他“会长好的”，一边嘱咐他“要念上帝保佑”。
“石龙人民医院给我电话，说他们是人民的医院，该负的责一定会负。但一些关键胎监记录都不见了，我和宝宝一样，一开始就输在起跑线上。”对此说法，院方给予否认，称所有记录都在病历上。
在刚过去的7月，吴样胜为治女儿花费逾万元。他向医院索赔80万，医院坚持走法律途径，建议先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
吴样胜对此无信心。从2002年开始，卫生部门已将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转交给“第三方”———各级医学会。同过去卫生局鉴定医疗事故是“父审子”相比，医学会来组织同行鉴定仍是“兄审弟”，难逃“医医相护”的嫌疑。南方日报报道说，广东省各地市医学会的“医疗事故认定率”只有一成，最后再经省医学会认定的也仅约三成。
在7月8日这天凌晨，吴样胜感到绝望，生出了要杀死女儿的念头。
谈判胶着
8月3日，记者以亲属身份参与了吴样胜与石龙医院的谈判。吴质问：“下午5点-7点的胎监记录呢？”对方说：“一切都写在病历上了，我现在不回答，以后面对医疗鉴定专家再回答。”吴转过头向主持谈判的市卫生局官员寻求支持，但官员说“没有回答也是一种回答。”
前些天，媒体报道这起医疗纠纷后，东莞市卫生局局长管敏政对媒体说：“我平生最恨的，就是不负责任的医生。这个事情，我会派人督导调查，如果这个医院真的篡改病历，我绝不会放过它！”
这天吴样胜也问起调查结果，但官员说，这只属于卫生系统内部的调查，国家没有规定必须向外界和患者方面公布。吴问，为何没有调查他这样的重要证人？官员说，如果需要，到时就会找你，但现在还没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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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问院方人士：“看到那边角落里的脑瘫孩子你是什么心情？”他面无表情地说：“作为个人，我也表示同情，但我现在是代表医院说话。”
吴样胜面对的不是一个个可能同样在为孩子忧虑的父母，而是一部庞大、严密的机器，上面写着6个大字“请走法律途径。”
东莞市卫生局局长管敏政向媒体表示，要证明病历是否真的被篡改了，也还是要通过法律途径来确认。但来自这家机构的统计表明，从2002年到2008年，东莞发生的医疗纠纷中，最后走上法律途径的不足一成，其余都是私了解决。
深圳市龙岗区法院今年5月作出判决，要求布吉医院为该院造成的一起脑瘫事故赔付92万元。但脑瘫儿童的父亲刘吉昌说，仅一审就耗时2年半，市、省两级医学会的医疗鉴定都有意为院方开脱，在有关领导关注下，法院推翻了这些鉴定，但判决金额仍远低于预期，而3年来孩子治疗已花费30万元。他觉得，要打医疗官司，“必须有充足的证据和强大的社会关系。”
吴样胜说，根据医生谈话录音和虽经篡改但仍有漏洞的病历，从常识上就可判断医院出了问题，为何还要花费高成本打官司？“这只能证明，医疗法律同样出了问题，而且为强大的医院所利用。”
“越发绝望”
吴样胜开始对一切围绕于此的外部力量产生怀疑。
石龙镇社会事务办官员不但“恰好路过”时参加他和医院的谈判，建议他走法律途径，而且第二天提着水果、奶粉上门看望，主动提出可破例为他这个外来人员办理医疗救济和临时救济，“不过金额不会很多，”他怀疑是医院故意向外界展示仁慈。几天后，医院找到他，愿意先垫付一些资金用于治疗，然后再走法律途径。但他拒绝了，他说他需要的是医院认错。
8月3日谈判这天中午，吴样胜母亲抱着哭泣的孙女在市卫生局办公楼走廊上走动，两个保安过来了：“你这样影响办公楼形象，请到会议室里面去。”可是，一会儿又来人说：“我们需要在这里午休。”这让吴样胜异常愤怒，他首先感觉受到了歧视和驱赶，而外面正是37摄氏度的高温。
“他们越发让我伤心、愤怒、绝望甚至疯狂。”8月11日零点，他又坐在家里电脑前写道。“如果说，我第一次发帖时，那个杀死女儿的念头一闪而过，那么现在我怀疑我是否真的能控制住这个魔鬼。”
“如果我说我没钱治病，他们医院就会说：我们医院答应借钱给你女儿治病。
如果我说医院的人没良心，他们医院就会说：我们有买礼物送给你女儿。
如果我说拒绝打官司，他们会说你怎么能怀疑法律的公正性？
如果我去医院门口和平示威，他们会说我为什么不走正规途径？
如果我说政府没有关心这事，他们又会说他们答应给我救济。
如果我说我要杀了我女儿，他们就会说这是犯法的事情，你必须保证以后不再说杀女儿的事情，更不要在网上说。
如果我说我的网络被你们切断了，他们就会说，是你的邻居不跟你合用一根网线，怎么能怪警察呢？”
未来无法承受
“我不是一位好父亲。”“我确实不配做一个父亲。”吴样胜在网上倾吐他对女儿的愧疚。可是当你看到他在炒菜间隙，从厨房蹦到女儿面前，大叫着“宝宝，宝宝，你是个坏宝宝”，或者抱住她在她脸上亲得“叭叭”作响时，你会情不自禁地想，他不会真的想过要杀死女儿吧？
吴样胜戴着黑框眼镜，说话总带有一丝腼腆的笑意。他表达能力很强，愿意回答一切问题。“我真的不忍下手，也不知道如何下手。她的情况会越来越糟糕，瘫睡在床上，无法动身，只知道哭泣。却不知道拭去嘴边的口水。需要别人喂饭，需要别人给她洗澡换衣，偶尔会抽搐，口吐白沫。不认识父母。不知道喊爸爸。这些都超过了我对女儿和生活的想象，我无法承受。我在想，我要这样的女儿干吗？”
“我突然想，我为什么不在上海的时候把她扔进黄浦江？我为什么没有把她扔下石龙南岸二桥，为什么没有失手让她摔在地上？为什么没有把她遗留在医院门口？我为什么不买点安眠药让她睡死过去？我为什么不用被子把她闷死？”吴样胜不愿正面聊这些，只在帖子里看到他内心的纠结。他说：“我被这些念头吓坏了，可是我无法把它们扼杀。”
在医院看来，这也许只是每年无法避免的医疗纠纷中的一宗，只是主人公利用网络和媒体把它炒作起来，以增加私了的筹码。在法律人看来，这也仅仅是一个毫无特色的案例，但对吴样胜这样一个大专毕业后在东莞打拼的新莞人来说，这已经是他和两个家族的全部。他曾经喜欢在论坛上指点江山，语言犀利，每天通过搜索引擎，搜寻东莞、石龙和家乡江西余干县的大事，他渴望推动社会的进步和良好制度的建立与健全，可是因为女儿的遭遇，他抛弃了这些他曾经热烈拥抱的。
即使再次生出杀了女儿的念头，他仍然渴望女儿在梦中见到他，抱着她，亲吻她，喊她“宝宝，宝宝”。这时，孤独的一天又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