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瑗的婚姻
第一任丈夫王德一：
王德一的大学同学黎虎在《我们的钱瑗》中，专门撰文对媒体上曾经刊登的有关钱瑗与王德一婚姻的不实描述进行了补正。黎虎说，钱瑗与王德一是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时认识的，当时两人都是学校美工队的成员，负责画画，并且都非常有才情。毕业后，两人又同时留校做了老师，文革初期，在钱瑗的主动示意下两人确定了恋爱关系。1968年初，两人结婚并搬入了历史系单身教师宿舍。
婚后钱瑗夫妇俩的婚姻生活非常幸福，王德一与钱钟书、杨绛夫妇的关系也非常亲密，杨绛还亲手帮王德一理过发。可文革时期，王德一却被安上了“炮打林副统帅”的罪名，不断地遭到批斗，最终不堪其辱在自己的隔离室北面窗户的暖气管上自杀身亡。王德一去世后，钱瑗便搬出了北师大历史系的集体宿舍，回到了娘家与父母住在一起。
第二任丈夫杨伟成
王德一去世后几年，钱瑗一直过着单身生活。直到1974年，钱瑗才与第二任丈夫杨伟成组建了新的家庭。而此时，杨伟成与前妻的儿子已经18岁了，当上了继母的钱瑗用自己的爱心赢得了杨伟成两个孩子的爱。在《我们的钱瑗》 中，她的继女、继子分别撰文深情回忆了与母亲钱瑗在一起度过的二十多年的幸福生活。
两人在文章中同时回忆了在钱瑗生病前的“温馨周末”，那时候每到周六，钱瑗都会从北师大到灯市口一路买好吃的东西给他们吃，除了凉面、上好牛肉、大块羊肉串、牛肉馅饼等传统小吃外，在国外生活学习过的钱瑗还会专门为他们去买那时候很稀罕的西式点心。为了不跟子女们产生代沟，每当没时间看电视时，钱瑗就会提前看好电视报，然后“一本正经”地与子女们讨论电视剧情节。
杨绛、钱钟书、钱瑗合影
钱瑗做继母
我父亲与钱瑗结婚时我18岁，刚刚到工厂上班。
当时我并没有不安。因为“钱瑗阿姨”，是个很随和的人，不像个“后妈”。那时我心里还有一个小算盘，“反正爸爸应该再结婚，那么钱瑗起码是个不坏的选择”。果然，钱瑗在进入西石槽杨家的生活之后，一开始就与我和妹妹以大朋友的方式交往着，从未让我们感到有“继母”的感觉。
同时，我俩从她那里得到的帮助是多方面的，她对我们的人生轨迹有很大影响。比如说我在25年前上大学时从未想到过由钱瑗辅导的英文会对我的一生起到如此积极的作用，为此我永远感谢她！
钱瑗不是一个擅长家务的家庭主妇，大概也没有人会这样要求她。所以很有“自知之明”的钱瑗会尽量以其他方式弥补自己的这一“缺点”。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每到星期六她该回西石槽的日子我会很盼着她，原因是她经常会给我们带回一些好吃的东西……因为要买东西，她一路要几次换公交车，经常到家很晚。
如果是冬天，很早就黑天了，我们在家准备好了晚饭等着她。有时快七点了，我爸总是说：“先吃吧。妈可能马上就到了。”往往是我们刚坐下来吃饭，门开了，妈随着冷风背着大包小裹进得门来。她总是走得脸红红的，脑门上冒出汗珠。—边急匆匆地从包里往外掏东西，嘴里忙不迭地说：“对不起，对不起，来晚了，来晚了”我们习惯了她这样出现，也很喜欢这样的一个晚上。
饭后我们通常看电视；电视剧居多。钱瑗从没有时间或耐心看完一部电视剧，但又舍不得对此“孤陋寡闻”，因此她总是提前看电视节目报，用这种作弊的方式了解一个故事的前因后果，然后得意地告诉我们：“后来……”对此，我们很有“意见”，认为她把悬念给破坏了。
本文作者杨宏建是钱瑗的继子。北京体育学院毕业，美国纽约州立大学体育系硕士，现为北京国际体育交流中心业务经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