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女”闫德利事件发人深省

“闫德利事件”正式立案侦查

容城县女子闫德利先后三次接受艾滋病检测，结果都证明她并无艾滋病。闫德利和她的家人认为，博客和帖子很有可能是闫的前男友发布的，其目的是为了报复她。

无论“闫德利事件”是否缘于闫的前男友的报复，无论事件最后如何收场，现在基本可以肯定，闫德利没有患上艾滋病，博客和帖子是他人的恶意所为。目前，容城警方已成立专案组，对“闫德利事件”正式立案侦查。

“闫德利事件”首先涉及直接法律问题。

如法律专家所言，如果闫德利确有明知患艾滋病仍向他人卖淫的行为，那么，她涉嫌传播性病罪(她的犯罪嫌疑很快被排除)。冒用闫德利名义的行为人通过博客发布不实信息，严重损害了闫德利的名誉，可能构成诽谤罪。行为人还发布了大量色情性质的照片，可能构成传播淫秽物品的违法或犯罪行为。对于上述三方面行为，警方都需要迅速介入调查，以尽快查清事实真相，既为无辜者洗刷清白，也将违法犯罪者绳之以法。此外，被曝光电话号码的那200多名所谓“性接触者”，也有追究行为人民事责任的权利。

“闫德利事件”涉及的法律问题并不复杂，相较之下，它在短时间内产生巨大的轰动效应，折射出了十分微妙的社会心态，这一点似乎更加耐人寻味，更具有剖析和反省的价值。

在“闫德利事件”背后的两种心态

一种我称之为“宁可信其坏”心态，另一种是“窥探隐私”心态。先看第一种。署名“闫德利”的博客和曝光“艾滋女”与279名嫖客发生关系的帖子在网上发布后，从一般网友到追踪采访的媒体记者，似乎很少有人怀疑博客和帖子内容的真实性。“闫德利”在博客中宣称，“我的人生既然已经烂了，那就要烂出名气”，“我不后悔，这些道貌岸然的男人都是我的玩物……不能让他们过得那么逍遥，我对自己的选择很骄傲”。人们愿意相信，在中国的当下，一个女人为生活所迫，先卖淫故意传播艾滋病，接着又公布嫖客的电话号码，以此对“这些道貌岸然的男人”实施报复，她做出这等坏事并不奇怪。这样的故事看起来是符合“逻辑”的，人们觉得它就发生在自己的周围，觉得闫德利就生活在我们身边，不必莫名惊诧，也不必痛心疾首。

不由得想起了俄国作家契科夫的小说《花匠头目的故事》：小城里住着一位医术高超、道德高尚、受到所有人尊敬的医师，有一天被人杀死在峡谷里，凶手很快被抓获，但是人们怎么也无法相信，竟然会有人卑鄙到去杀害医师的地步，最后法官也神志失常了，宣布凶手无罪释放：“他没有罪！我不能设想，世界上居然有人敢于杀害我们的朋友和医师！人不能堕落得这么深！”契科夫小说中的人们坚信，人不能卑鄙堕落到去杀害医师的地步，面对耸人听闻的“艾滋女报复事件”，为什么我们“宁可信其坏，不可信其好”，相信人能够卑鄙堕落到这个地步？为什么没有人问一句：一个人怎么可以如此之“烂”、如此之坏？

与“宁可信其坏”心态紧密联系的是“窥探隐私”心态。女人美貌(有照片)、堕入风尘、患艾滋病、接待数百名嫖客、嫖客可能染病、嫖客电话号码公布引爆“定时炸弹”……多么香艳夺目的情节，多少恩怨难解的因果报应，多少人对此浮想联翩，必欲先耳闻目睹而后快，“艾滋女”越是“烂”得彻底，越是坏到极致，她的“绝对隐私”就越是丰富多彩，她的故事就越是精彩纷呈。不能不说，一些人之所以“宁可信其坏”，无不是想窥探到“艾滋女”的更多更“绝对”的隐私。鲁迅说过：“中国之君子，叹人心之不古，憎匪人之逆伦，而惟恐人间没有逆伦的故事，偏要用笔铺张扬厉起来，以耸动低级趣味读者的眼目。”(《伪自由书·后记》)一些人一边叹人心之不古，憎妓女、嫖客之不堪，一边却津津有味地努力打探“艾滋女隐私”，他们何尝不也是唯恐社会上没有不堪的故事呢？

闫德利事件发人深省

事实已经证明，闫德利不是“艾滋女”，她没有与279名嫖客发生关系并向他们传播艾滋病。这个结果应当让人感到轻松、踏实，而不应当让人“失望”。在没有发现真实案例之前，我们不妨相信，在中国的当下，一个女人通过卖淫故意向众多男人传播艾滋病，以万般恶毒的方式对男人进行疯狂报复，这样的坏人几乎不可能存在，这样的坏事几乎不可能发生。即便网络和媒体披露了这样的坏人坏事，但在得到全面充分的证实之前，我们也应当“宁可信其无，不可信其有”，应当相信人再恶再坏也是有底线的，人不能卑鄙堕落到十恶不赦、万劫不复的地步。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社会环境和世道人心怀有最基本的信任，才能建立起对现实生活和未来前景的最真实的信心。